来源：忘川边的但丁

　　极度不公的种姓制，为何能统治印度3000年

　　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达利特（贱民），这是一个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印度种姓制度等级。在我们的印象中种姓制度似乎是十分黑暗的，因为它以血统固化了每个阶层之间的等级，并且树立了严格的种姓隔离。堪称人类历史上等级制度中的最森严的地板级存在。

　　根据印度最近的人口普查，印度各种姓的占比为婆罗门5%、刹帝利10%、吠舍20%、首陀罗45%、贱民20%。

　　也就是说，即便不把处于社会中层的吠舍算作是低种姓，首陀罗与贱民加在一起也占到了印度总人口的65%，居于绝对多数。

　　如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思路，那么种姓制度应该很容易就被占人口大多数的低种姓人口所推翻——可是事实却是，种姓制度从雅利安人征服以来，却在印度维持了整整3000年，即便时至今日，印度虽然走向近代化，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之间壁垒和隔离，可是种姓之间的歧视和压迫，却依然存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印度人真的天生奴性十足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请您先回答一个疑问：请在不查阅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回答我，在印度各种姓当中，反对种姓制度、提倡改革甚至革命的种姓主要有哪些？拥护种姓制度的种姓又有哪些呢？

　　你可能会本能的以为，这还用说么？肯定是种姓当中越处于下层的人们反抗越强烈，越上层的越拥护了！

　　可是现实却可能大出你的意料之外：

　　在印度，最反抗种姓制度的两个阶层，除了为污为贱民的达利特之外，另一个居然是处于二等位置的刹帝利。

　　印度历史上真正对种姓制度提供过有效挑战的改革者，比如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耆那教的创始人筏驮摩那（大雄）还有崇尚佛教的阿育王，都出自刹帝利这个种姓。

　　与之相反，在印度最拥护种姓制度的种姓除了婆罗门之外，居然还有第三等级吠舍阶层。

　　远古的婆罗门教在受到佛教冲击之后一度沉积，是由婆罗门出身的商羯罗复兴的，而商羯罗的许多跟随者和赞助者就是吠舍。

　　直到今天，印度的现任总理莫迪也是吠舍出身，莫迪这个人对待种姓的态度特别有意思——在公开场合，他出于政治正确，一再宣称印度应该改革乃至摒弃种姓制度。但莫迪所出身”国民志愿服务团”本身就是一个印度教色彩浓厚的团体，而种姓制度和印度教又是高度绑定的，这就决定了把印度教视为国之瑰宝的莫迪不可能真正在种姓制度上例行改革。

　　另外，可能同样出乎你意料，印度的首富穆克什·安巴尼也出身于吠舍种姓。

　　此人相当于印度的马云加马化腾，掌控印度的工业、信息体系，社会话语权极大，但他也对推动印度在种姓制度上的改革兴趣缺缺，甚至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主要赞助者。

　　而在第三等级的吠舍之外，第四种姓的首陀罗对印度种姓制度也基本处于一种“躺平”、听之任之的状态。他们极少响应刹帝利或达利特种姓的号召，参与推翻种姓制度的社会运动。1956年，贱民出身的印度社会活动家安倍德卡尔发动“新佛教”运动，曾一次性号召了50万达利特贱民皈依佛教，并试图通过选票和议会斗争推动强硬改革。但这项主张却在同为“低种姓”的首陀罗中始终应者了了，运动最终因为没有获得社会大多数的支持而最终夭折。

　　也就是说，在印度，对种姓制度的意见不是渐变的，而是随种姓的下降呈现出一种“支持，反对，支持，弃权，反对”的有趣夹心饼干状态。

　　而正是这个夹心饼干，造就了印度种姓制度历经3000年而不倒的“奇迹”。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对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会呈现出一种只有刹帝利和贱民反对，婆罗门和吠舍支持、首陀罗也躺平甚至乐观其成的“夹心饼干”状态呢？

　　想要理解这种现象，我想先给大家科普一个数学模型——海盗分金，三年前，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讲过这个故事，如今再讲一遍，结合印度的这种特殊阶层现象，会给你不同的启发：

　　说，5个海盗抢得100枚金币，他们按抽签的顺序依次提方案：首先由1号提出分配方案，然后5人表决，投票要超过半数同意方案才被通过，否则他将被扔入大海喂鲨鱼，依此类推。假设五名海盗都足够聪明、理智，请问1号海盗需要作什么样的分配，才既能获得最多的金币，又不怕投票不通过，被喂了鲨鱼？

　　这是一个有趣的数学博弈问题，想要求得正确的解答，必须引入递归思维：

　　我们先假设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如果1至3号强盗都分配失败，被喂了鲨鱼，只剩4号和5号海盗会如何：

　　假设5号海盗对4号海盗拥有充分恶意（即在自己利益不受损也不多获益的前提下，优先选择弄死对手），那么无论4号做出什么样的分配（哪怕是（0，100）），5号都一定投反对票让4号喂鲨鱼，这样他就独吞全部金币。

　　所以，4号稍加思考就会明白，他必须赞成3号的分配方案，才能保住性命。

　　而3号当预判到这一点，他就会提出最严厉的“100，0，0”的分配方案，对4号、5号一毛不拔，将全部金币归为已有，因为他知道，4号即便一无所获，但还是会投赞成票，再加上自己一票，他的方案即可通过。

　　在往前递归，2号在推知3号的方案后，会提出“98，0，1，1”的方案，即放弃3号，而给予4号和5号各一枚金币。由于该方案对于4号和5号来说比让3号来分配是有利，他们只能支持他而不希望他出局而由3号来分配。

　　这样，2号将拿走98枚金币。

　　继续往前递归，2号的方案也会被1号所洞悉，1号就会提出（97，0，1，2，0）或（97，0，1，0，2）的方案，即放弃2号，而给3号一枚金币，同时给4号（或5号）2枚金币。

　　由于1号的这一方案对于3号和4号（或5号）来说，相比2号分配时更优，他们将投1号的赞成票，再加上1号自己的票，1号的方案可获通过，97枚金币可轻松落入囊中。

　　这无疑是1号能够获取最大收益的方案了。

　　所以该问题的答案是：1号强盗分给3号1枚金币，分给4号或5号强盗2枚，自己独得97枚。

　　海盗分金的故事，在数学模型之外，其实也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它形象的说明了在一个专制的社会分配体系当中，掌握先发分配权的统治阶层会对社会的各阶层作什么样的社会安排，以及各个阶层会对这个社会方案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比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过，在绝大多数社会中，处于“二号海盗”位置上的中产阶层几乎永远扮演者改革呼吁者和反对派的角色。因为处于最上层的“一号海盗”（统治者）深知这批人是最难以被收买以获得其支持的阶层，两者之间存在无法破解的信任猜疑链。所以统治者一般都会采取最大限度剥削这个阶层的利益的方式，而宁愿给更下层的阶层进行分肥以获取其支持。

　　在印度，刹帝利这个阶层就扮演了“二号海盗”的角色，他们明明是掌握暴力的武士，却需要屈尊于婆罗门的祭司阶层之下，这是倡导改革乃至推翻印度教的精英声音为何总出现在这个种姓中的最大原因。

　　当然，在真实的社会推演中，由于各阶层人口比例和财产、话语权不同，不会完全模拟海盗分金的模式，比如由于处于种姓制度的最底端，处于宗教、律法和经济上的三重歧视地位，贱民阶层这个“五号海盗”是注定不会满意社会的分配方案的。那么对于要维系这套体系的印度的婆罗门阶层而言，他们就一定要“赎买”到吠舍和首陀罗阶层的支持——或者说至少是不反抗，这样才能够达成人数和话语权上的相对多数，维持整个体系的稳定。

　　对于从商的吠舍阶层而言，种姓制度给他们的“分金”是商业的“特许经营权”。

　　在传统印度社会，有且只有的吠舍阶层被允许从事商业贸易，婆罗门阶层在利用教义歧视吠舍，并要求他们交税供养自己的同时，给了他们经商这个巨大的现实利益分肥以赎买他们的支持。且由于吠舍经商、从事专业手艺工作是被写入《摩奴法典》并获得了婆罗门教士阶层保护的，印度历史上较少出现其他古代文明中出现的国王、军阀等暴力持有者野蛮收割和彻底抢掠商人阶层以满足其政治需求的情况。也就是说，由于“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的存在，印度的刹帝利阶层所持有的也是与欧洲相似的“有限王权”，吠舍以布施的形式与婆罗门结盟，换取祭司阶层的认可和对其的财产保护。于是吠舍成为了婆罗门之外，最为拥护种姓制度的阶层群体。

　　更耐人寻味的是首陀罗——理论上讲，作为始终印度人口大多数、且在政治、经济、律法上都受到较重歧视的“低种姓”人群，首陀罗本应贱民之外最有可能反对该制度的群体，但在现实中，恰恰是这个占印度人口四成的人群，构成了印度教和种姓制度最坚实的基本盘。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分金”，赎买了这群“四号海盗”呢？

　　答案是，首陀罗们获得的分金，就是他们有特权歧视和压迫比他们更下等的达利特贱民。

　　其实，无论从人种还是财产上看，首陀罗与达利特本来并无很大的分别——人种上他们祖先都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黑皮肤本土原住民，在财产上，在传统时代，很多首陀罗甚至比达利特更为赤贫。同属下等阶层，看似两者本来是不需要作区分的。

　　但印度的种姓制度精明就精明在，硬是把这两种下等种姓做了严格的区分。将一个视为梵天神身体的一部分（婆罗门是嘴、刹帝利是手、吠舍是腿、首陀罗是脚），虽然相比上三个种姓等而下之，但好歹还属于“梵神内部矛盾”。而达利特就惨了，在远古的婆罗门教义中，他们并不是出自梵天神的，而是被梵天神所战胜、镇压的妖魔鬼怪。今天你到印度教、或者受印度教相当影响的藏传佛教寺庙去看，还能看到神明、佛祖或金刚的脚下踩着一些什么人。对，达利特就被视为这些人，是“牛鬼蛇神”、是被打倒和镇压的存在。

　　那么，谁又能在同样贫困并人种相同的首陀罗和达利特之间，谁又有分别二者的权力呢？——这个定义权就属于婆罗门。

　　印度教教义规定，如果低种姓信徒做了触犯教法的事情，其家族就会被划归到达利特阶层当中去，从今往后世世代代成为不可接触的贱民。

　　所以严格意义上说，种姓制度不是用赎买、分金，而是用恐吓、分而治之的方式去换取首陀罗阶层的“躺平”甚至支持的。在这套体系下，首陀罗虽然大多生活拮据、贫困，但好歹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指望，可以看着比他们混的更惨的贱民寻求心理安慰。同时，作为大多数没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主要生活在印度各地农村的人群，首陀罗的生活状态是高度原子化的。个体的反抗很难获得成功，而反抗的代价却特别巨大——哪怕只是在语言上“冒犯”摩奴法典，他们也有可能被打入更低的细分种姓，甚至堕入“贱民”阶层中。

　　另外，由于印度教中将屠宰、厕所清扫、丧葬等许多行业视为“不洁”，而这些工作又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首陀罗自己不能去做，就必须依赖达利特贱民阶层获取这些服务，而想要廉价的获取这些服务，就又必须认同种姓制度，以通过歧视压低这些工作的价格，维持自己微薄的生计。

　　那么久而久之，在这种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首陀罗甘于驯服、不反抗，甚至支持种姓制度的总体性格也就被养成了——首陀罗需要贱民才能生活、却又要歧视贱民才能心理平衡，能同时满足这两种矛盾心态的制度，就唯有种姓制度了。

　　这就是为什么占社会大多数的首陀罗会默许甚至支持种姓制度存在的原因。1956年安倍德卡尔发动的“新佛教”运动当中，大量首陀罗种姓的印度民众选择紧闭房门，不皈依许诺“众生平等”的佛教，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加入这场运动的绝大多数人都出身贱民阶层，印度社会将“新佛教”称之为“新贱民”，这个时候首陀罗就会进行计算——这场只有贱民加入的运动因为无法发动大多数人而大概率不会成功，而一旦不成功，自己一旦加入，就会沦为“新贱民”，连眼下所拥有的一点卑微的“特权”也丧失掉了。

　　此外，长期的驯化，也让印度人如此根深蒂固的习惯了种姓和等级，“新佛教”运动推进没多久，加入该运动的贱民阶层自己就在内部也玩起了“种姓分级”——他们依照皈依前的细分种姓，在内部划分各自的仪轨、场所，佛教众生平等的理想迅速沦为一句空言，最终在印度溃灭。此情此景，一如佛教当年在印度被改革后的印度教所取代一样。

　　类似的故事，在印度3000年的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着，具体情节有出入，但大体流程类似。种姓制度为何能在印度历经三千年而不倒，原因就不难理解了。

　　清朝对叛逆亲属的处罚往往是“流放宁古塔与皮甲人为奴”，纳粹德国歧视犹太人和反对纳粹的政治犯。

　　翻阅人类历史，我们会发现，那些越是阶层等级森严、且决策模式专断的体系，越喜欢在人群中划分出一个特定的“贱民阶层”，并在形象上极度污名化和鼓动全社会去仇恨这批“贱民”。

　　这并非出于统治者的残忍或个人好恶，而是一种“治术”的必要。

　　就像阿Q进城看了杀头就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一样，“贱民阶层”的存在，对于赎买形形色色“首陀罗”的同意，一方面让他们感觉到“比下有余”，另一方面又用“贱民还是首陀罗”的定义权恐吓他们不要反抗，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而作为“第一海盗”的婆罗门，正是因为掌握了优先的信息定义权和资源分配权，就在这种体系中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巨大优势和分润。

　　同样的，印度的故事和海盗分金一同告诉我们，其实“投票”本身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像五个海盗也在投票，却会投出一个（97，0，1，2，0）的结果，印度的整套选举制度是英国留下来的，但至今无法废除种姓制度。

　　那么，破局之道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海盗分金”模型当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假设：

　　第一，是假设所有海盗对彼此都是抱有“充分恶意”的，也就是海盗在自己不受损也不受益，但有能力弄死对方的情况下，一定会选择投死其他海盗。这样在最简模式中，5号海盗才一定会投死4号海盗，递归推演由此开始。

　　第二，是假设各个海盗之间即无法充分沟通、也不能达成彼此互信，这样海盗之间任何共抗第一海盗以要求其做出公平分配的“投票同盟”就不可能达成。

　　而这些能打破海盗分金困境的要素，翻译成现代社会用语，其实就是——自由沟通，平等契约、宽容博爱、

　　舆论能自由的沟通，能通过交流协商打破阶层间的囚徒困境；

　　重信守约，以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自组织；

　　以宽容博爱为准则，不以党同伐异，至他人于死地而感到快乐。

　　自由、平等、博爱，打碎“海盗分金”困境并不难，一旦一个社会拥有了这三样东西，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资源与机会的分配将越发公正。人们将从那一刻起，告别种姓，走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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