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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提款机 :测速摄像头激怒市民,福特省长怒掀“科技执法税”之战

在多伦多街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悄然展开——不是黑帮火拼,不是选举操弄,而是市民与杆装“自动摄像机”之间的暗战。

随着第31台测速摄像头在9月9日凌晨被砍倒,多伦多的“反自动执法行动”进入高潮。而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盟友”,竟是安省省长道格·福特。

这些摄像头根本不是为了安全,而是变相收税。”福特在一场公开发言中怒斥各城市政府,“拆掉它们!否则我亲自来拆。

这番话像火上浇油——不仅将城市执法置于风口浪尖,也将省市之间的政治裂痕撕开。副市长们尚未回应,但民间早有行动。仅Parkside Drive一路,今年摄像头就被砍了七次;最新一台刚装三天,就被连根锯断。

监控视频显示,有人夜间潜入,脚踩简易脚手架,用电锯利落割断金属立杆,随后一闪而逝——全副武装、计划周密,仿佛执行某种“游击正义”。

但这种行为是“正义”还是“破坏”?在市民和政客之间,标准并不一致。

“我不是暴徒,但我们不是提款机,”一名匿名居民告诉Vice记者,“我每个月都要给超速罚款几十块,摄像头离学校几百米远,根本没人上下学。那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预算?”

市政府则表示,摄像头是“减少超速与死亡事故的有效手段”,并计划在明年新增部署40台。而数据显示,这些摄像头在部署初期确实显著减少了部分地区的超速率,尤其是靠近小学的街道。

但质疑声在扩大。越来越多人指责这些设备“选择性执法”,甚至被用于填补预算赤字。更严重的是,一旦公众不再相信这些系统是为了安全,而是为了“创收”,合法性便一夜崩塌。

福特的立场虽不无政治算计,但也戳中了技术治理的一个敏感点:当公共安全与财政目标交叠,科技工具还能被信任吗?

当前,多伦多与安省各城市面临艰难选择:要么说服公众信任摄像头背后的善意,要么接受“执法机械化”带来的反抗与破坏成为新常态。

而那个用电锯砍倒摄像头的人,也许正是在无声地发问:当城市变得像停车场那样充满罚单,普通人还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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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央行重构利率逻辑:住房通胀成为 货币政策新锚

在全球央行纷纷向“更高更久”的利率路径过渡之际,加拿大央行悄然发出了一个信号:未来的利率决策,住房市场不再是外部变量,而可能成为核心决策锚点

行长蒂夫·麦克勒姆(Tiff Macklem)在8月墨西哥的一次演讲中,虽未作出明确政策转向,但话语间释放出的鹰派信号不容忽视。他指出,加拿大央行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货币政策框架审查中,将“住房可负担性”作为通胀路径的组成部分加以正式研究。这一表态意味着,央行正在重构其货币政策评估模型——从传统的“利率—物价—就业”三角,逐步向“利率—住房—通胀”路径过渡。

这种方法论上的转变,体现了央行对后疫情时代资产价格与结构性供给短缺的反思。回顾2020年疫情期间的快速宽松政策,全国房价在两年间飙升40%,成为加拿大通胀篮子中最为粘性的组成部分之一。根据最新数据,住房相关成本如今占消费者价格指数权重的近28%,比能源、食品更具粘性。这使得央行在考虑未来降息时,必须同时权衡住房需求激增可能带来的二次通胀效应

更值得注意的是,麦克勒姆在发言中首次公开将住房问题与货币政策目标联系起来,指出“货币政策虽无法增加住房供给,但可以明确调节住房需求”。这一表述,意在厘清公众误解:即认为降息理所当然可以缓解住房可负担性。央行的逻辑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若降息引发购房潮,推高价格,再度抬高通胀预期,则政策效果适得其反。

当前,加拿大人口增长速度远超住房新增供应。在年均新增居民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110万人的背景下,建筑业尚未能交付足够住房以稳定供需结构。在此背景下,央行明智地将住房视为内生变量,而非政策外部约束。

尽管麦克勒姆未完全排除未来的宽松可能,但其强调,“高不确定性情境下,我们更重视风险情景而非基础预测”。这也意味着,在没有明确通胀缓解与供给扩张的前提下,降息将面临更高门槛。

对加拿大买家而言,这种政策重构信号十分明确:不要再指望央行“救市”,真正的住房可负担性改善,或许将不再来自低利率,而只能来自结构性改革——如土地释放、建筑流程简化和收入提升。

这是一场货币政策的范式迁移,也是一次住房问题被纳入国家经济战略核心的信号。对全球央行而言,这种以住房为锚点的利率决策模型,或许正在成为下一个被复制的加拿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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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青年失业率飙升,外籍劳工被误伤:真正的矛盾,在劳动力结构深水区

本周,加拿大关于临时外籍劳工(Temporary Foreign Worker, TFW)政策的争论再度升温。保守党领袖博励治(Pierre Poilievre)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David Eby)先后点名该项目,指其“压低工资”“侵蚀本地青年就业机会”,呼吁联邦政府限制甚至取消。

但事实远比“替罪羊叙事”复杂得多。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8月最新数据,全国青年失业率达14.5%,几乎是整体平均失业率的两倍。餐饮、零售等传统“入门级”岗位中,不少青年表示难以找到稳定工作。这种情绪正被政客放大为对外劳政策的质疑。

但政策与就业市场之间的关联,并非因果直线。

阿尔伯塔省移民律师马克·霍尔瑟(Mark Holthe)指出,TFW项目运行已久,审查机制严格,雇主需证明无法雇佣本地人,且必须支付市场工资。“它从不是为了‘压价’设计的,而是解决特定行业的结构性缺工,比如农业和肉类加工。”

与之相反,劳动力市场真正的“灰犀牛”,是国际留学生。

2023年,加拿大持有效学习许可的国际学生人数超过100万人,创历史新高。毕业后的3年开放工签,让他们在法律上与本地青年“零门槛”竞争。而2022年放宽的临时工作政策,更进一步拉低了劳动力边际成本。

“当一个工作岗位有两个人应聘,其中一人愿意拿最低工资且无需额外培训,雇主的选择不言自明。”德杰丹(Desjardins)分析报告写道。报告指出,青年岗位在复苏缓慢的背景下,成为多重政策挤压下的牺牲品。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对入门岗位的替代开始显现,政府紧缩财政导致公共领域招聘冻结。青年作为“初入场者”,自然首当其冲。

“青年失业如同煤矿中的金丝雀,波动最先出现、也最剧烈。”麦吉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法比安·朗格评论道。他认为,青年失业率的走高更应被理解为整体经济信号的一部分,而非单一政策所致。

针对上述担忧,联邦政府已启动应对。2024年起,国际学生学期内工作时间被重新限制为每周24小时,同时学习签证数量出现明显下降。今年上半年比去年同期减少约9万份。

此外,总理卡尼(Mark Carney)本周承诺,未来几年,加拿大的移民比例将从7%降至5%,以“缓解系统压力”。他同时重申,TFW项目仍对某些行业“不可或缺”。

但政策调整的效果,通常要在2至3年后才会显现。而当下,舆论的焦点依然围绕在“谁拿走了青年的工作机会”这一伪命题上。

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不失多元、维持人口增长的前提下,重构一个更为协调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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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十一连跌,多伦多租房市场正在“软着陆”?

多伦多的房东们,或许正在经历一个陌生的现实:租金不再上涨,甚至比两年前还低了10%。

根据Urbanation与Rentals.ca联合发布的《全国租金报告》,2025年9月,多伦多地区平均租金已降至2618加元,连续第11个月同比下降,创下自新冠疫情以来最长的“租金退潮周期”。

尽管多伦多仍然是全国租金第三高城市,但价格已明显偏离高点。与2023年同期相比,当前平均租金下降3.3%;而与2022年相比,降幅则达到10.1%。类似的趋势同样出现在密西沙加和旺市等周边区域,其中一居室租金同比降幅分别达到9.7%和13.5%。

投资逻辑动摇,供需天平倾斜

“这不是短期波动,而是租赁市场结构调整的体现。”Urbanation首席分析师Shaun Hildebrand指出,“随着购房可负担性边际改善,部分潜在租客重新进入买房市场。同时,高利率导致大量投资公寓出租回报承压,市场供给增加,价格自然走软。”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自2023年以来,多伦多新增出租房源数量增加逾12%,而租房搜索热度同比下降近8%。短租平台监管加强,也迫使部分房源回流长租市场,进一步压低整体租金水平。

“租客通缩”,还是政策红利?

加拿大皇家银行(RBC)在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全国主要城市中,多伦多是唯一租金负担压力低于疫情前水平的城市。RBC测算,尽管租金仍处于“不可负担”区间(即租金占收入超30%),但压力已有所缓解,堪称“租房者的例外城市”。

不过,RBC也警告称,这种缓解并非政策胜利,更可能是高利率环境与经济不确定性下的“非正常现象”。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租房市场软着陆’的过程。”RBC高级经济师Robert Hogue写道,“但这种缓和是建立在就业承压、利率高位、家庭消费谨慎等宏观变量基础上的。”

房东何去何从?

对于依赖租金覆盖贷款的投资者而言,这无疑是个信号。一位持有4套出租公寓的房东在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从年初到现在,租金至少跌了200元/月。租客有更多选择,议价空间变大了,我们不得不降价求稳。”

与此同时,公寓售价也在下行,导致部分“负现金流”的投资者陷入两难:既难卖,也难租。

新均衡正在形成

多伦多租房市场的这一轮回调,尚未构成“崩盘”式调整,但趋势已经显现。无论是租客、房东、还是政策制定者,下一阶段的挑战,将是如何在低增长、低通胀、高利率的时代里,重建一个更可持续的住房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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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若琳曾被要求拔掉所有牙再出道 不接受就雪藏

报告娱乐君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江若琳这个名字,2007年,江若琳在

香港

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并且成功收获了许多粉丝的关注,出道第一年,江若琳的专辑销量就超过了百万张,后来更是参演了诸多电视剧,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星

不过江若琳的花期实在太短了,因为各种舆论,加上江若琳的感情问题,出道仅仅三年,就失去了公司的庇护,甚至还遭到了对方的雪藏,江若琳的人生进入低谷,还陷入了合同纠纷,最后打了整整七年的官司,却没有收获太多实质的赔偿

直到最近这几年,江若琳才被允许在网上重新复出,但时隔多年以后,她的热度早已经大不如前,只能靠不停翻唱以前的作品吃老本

不仅如此,江若琳在接受采访时还爆料了许多香港娱乐圈的内幕,比如当初江若琳刚刚出道的时候,签约了前

经纪

公司,当时经纪公司给艺人的合约是15年,而且在这15年里,艺人必须接受公司的大部分要求

江若琳刚刚出道的时候,颜值五官还算不错,可公司却觉得她的牙齿有问题,要求江若琳拔掉所有的牙齿,重新种上新牙,这样出道以后,会获得更多的曝光

不过这件事,江若琳本人并没有同意,因为咨询过牙医之后,医院给出的结果是风险极高,最终江若琳只能采取保守的方式,戴了整整一年多的牙套,但即便是如此,江若琳那段时间的曝光率也少之又少,差点被公司雪藏

后来江若琳凭借自己的作品成名之后,也经常被经纪公司冷落,出席活动的时候,连礼服都是自己掏钱租的,江若琳向公司提出报销,甚至只要求返还一半的费用,也被对方给拒绝,而且在签约的合同里,公司还禁止江若琳在期间内怀孕,否则会面临巨额的赔偿

2007年后,江若琳被爆出了插足别人婚姻的丑闻,这件事令她的形象大为受损,可经纪公司却完全没有公关的意思,导致江若琳后来的热度大降,从一流港星,直接沦落为了三流歌手

所幸的是,事业失利的江若琳,此时却遇到了自己的丈夫,对方也是一名歌手,两个人情投意合,江若琳和丈夫结婚之后,夫妻也开始做起了小生意,并且丈夫开的美食店,从香港一路做到了上海,生意越来越大,夫妻两人还生下了一个孩子,生活过得非常幸福

也正是在丈夫的支持下,江若琳这才选择了向媒体曝光,并且在2010年后,将自己所在的前经纪公司和经纪人都告上了法庭,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合同纠纷以及音乐版权的问题,这场官司最后打了七年,江若琳夫妇支付了大笔律师费,最后也只被裁定部分胜诉,张若琳拿回了自己歌曲的版权,但其他诉求并没有解决

好消息是,江若琳又可以重新唱自己的歌,并且不久前还在国内举办了演唱会,但时隔20多年,那些熟悉江若琳的粉丝,早就已经另投她处,所以这场演唱会,江若琳不仅没有赚钱,还倒赔了许多钱

时至今日,许多人才发现,原来吴京说的话是对的,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如果背后没有足够的势力,还是不要进入娱乐圈了。

  • 江若琳

列治文山独立屋“跳水”成交,房价一夜回到十年前

在加拿大房市仍在高利率阴霾中苦苦挣扎之际,多伦多北部华人聚居区——列治文山——一套独立屋近日以远低于市场预期的价格成交,引发市场震动。

这套位于 Bayview 与 19街交界处的独立屋,土地面积约为42呎乘103呎,室内总面积近2,200平方英尺,布局为典型的“442”格局,带双车库。本月初,该房屋以59.9万加元开盘上市,尽管房屋内部已部分拆除、需全面翻修,但最终却以87.3万加元成交,较开价高出近28万元。

更引人注意的是,该房产上一次成交是在2012年,当时价格为62万元。换言之,这起成交价格较十多年前几乎无实质上涨,甚至在考虑通胀因素后呈现出实质性贬值。

房市“降维”样本?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捡漏’案例,而是房价回调趋势下的真实落点。”一位本地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她认为,该交易反映的是目前市场对“高持有成本+高装修风险”物业的系统性折价。

业内普遍认为,自2022年加拿大央行连续加息以来,GTA(大多伦多地区)房地产市场步入技术性冷却期。尤其在独立屋与大地物业板块,成交周期拉长、议价空间增大已经成为常态。

根据多伦多地产局(TRREB)最新数据,2025年8月独立屋基准价格同比下滑约9.2%,成交量同比减少12.7%。其中,传统华人社区如列治文山、万锦、士嘉堡等地的房产因早年涨幅过快,调整幅度也更为明显。

投资者信心何在?

该房产以AS IS状态出售,意味着买家需承担全部翻修成本。业内人士估算,若以每平方英尺$200的翻新标准计算,整体翻新费用可能超过30万元。

“这类房源吸引的主要是自住型买家或现金投资者,他们愿意等待,但不会轻易追高。”有投资者表示,在高利率不退、租金收益压缩的背景下,翻修型物业的流动性风险正在上升。

一名资深地产金融分析师指出,“如果类似成交开始在主流社区频繁出现,那将意味着市场对资产未来预期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对于希望“抄底”的买家而言,这或许是入场信号;但对于已高位持仓的业主而言,或许只是“回归现实”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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鲑鱼风波:加拿大非法捕捞事件背后的多重断裂

又到三文鱼洄游的季节,然而在安大略省东部的 Bowmanville Creek,鱼群的归来不仅吸引了观赏者,也再度掀起了一场文化冲突与法律风波。

9月7日,一段视频在社交平台上疯传:几位疑似南亚裔男子在浅水区合力将洄游三文鱼赶至河岸,随后迅速抓捕、收进袋中。视频迅速引爆讨论,大量网友指责其行为“野蛮、违法”,更有声音呼吁将涉事者“驱逐出境”。

事实上,非法捕捞行为在加拿大并不罕见。但正如当地环保组织工作人员指出的:“问题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人们选择如何理解它。”

法律与文化的碰撞

根据安大略省自然资源部通报,2024年9月14日,两名来自北约克的男子在 Bowmanville Creek 被查获使用简易渔网夜间捕捞洄游三文鱼。他们未持有效捕捞许可,最终被罚款各2,500加元。

有趣的是,社交媒体上对类似事件的反应,却呈现出鲜明的双重标准。有网友留言称,“我在卑诗省露营时,常看到白人家庭徒手抓鱼烧烤,从没人举报。”而另一位生态学家表示,“非法就是非法,无关族裔,但公众的容忍度却显然受刻板印象影响。”

“融合”的代价?

加拿大是世界上移民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南亚裔是增长最快的族群。但这起事件暴露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在部分本地民众眼中,移民不仅未被视为“共建者”,反而越来越多地被标签化为“破坏者”。

有人将事件上升为“文明冲突”:“他们甚至不尊重我们的河流”,而“他们”与“我们”之间的界限,也在一次次争议中变得愈发清晰。

但问题也许更深:移民在落地后,究竟是否真正被告知、理解并接纳了当地的生态法规与公共行为准则?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信息传递断层,是许多新移民在“违法”边缘徘徊的真实原因。

更深层的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网友借机宣扬排外言论,甚至开始策划所谓“反移民游行”。这一情绪的蔓延,显示出加拿大社会对多元文化政策的焦虑已不再局限于政坛辩论,而是蔓延至普通民众的日常情绪中。

鲑鱼只是表象,真正引发激辩的,是不同文化之间如何共享资源、共守规则,以及共同生活。

“我们不能因个别事件,就否定整个群体;但我们也不能因多元文化,就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多伦多大学社会学教授 James Patel 总结道,“这场风波,也许提醒我们:融合,并非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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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行业“踩空”红利:中国经济正在进入结构性失速区?

在过去五年,中国多项行业迎来短暂繁荣,从餐饮、新能源车、美妆,到养殖、母婴、金融、房地产。然而,2025年的现实是,一场看不见的寒潮正悄然蔓延。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餐饮企业注销量达135万家,平均每天关闭3700家。与此同时,汽车销售转行跑货拉拉,养猪场连亏三年,母婴实体门店“断崖式”关停,完美日记市值缩水97%,房地产更在信任坍塌后步入长周期调整。

这一系列迹象并非孤立事件,更像是一场“结构性衰退”的前奏。

消费模型改变:从“消费升级”到“理性降级”

“以前是排队吃饭、贷款买车、早教花几万,现在是自己做饭、不换车、奶粉选国产。”一位长期跟踪消费趋势的投行分析师指出,Z世代与低线城市用户的消费偏好正在彻底重构市场逻辑。

疫情三年所带来的“压缩式生活”后遗症仍未消散。62%的消费者更倾向在家做饭,而在美妆领域,品牌间的战争已经从“颜值”转向“成分比拼”,但结果仍是流量失灵、成本失控。

红利消失,裸泳者显形

中国房地产从“全民投资品”走向“结构性过剩”,是最大典型。在利率下行、限购松绑的背景下,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面积依旧同比下降超30%。不仅投资者撤离,刚需也陷入观望。

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金融行业。2024年,基金经理离职人数创纪录,而AI投顾用户数突破1亿,传统从业者面临“人被机器替代”的现实冲击。

政策窗口与产业切换

“这不是简单的行业周期,而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结构失衡。”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研究员分析指出,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人口红利消失、国际资本回撤,叠加内需不足,使得原本依赖人口和低成本推动的行业全面“踩空”。

在他看来,未来的增长将更多来自科技主导的新产业带,例如数字能源、银发经济、智能制造。但对于传统行业而言,这意味着长时间的阵痛期。

留给转型的窗口,已经不多

当七大行业“熄火”,很多人还在等待“恢复原状”。但更现实的答案或许是:新周期的列车不会为所有人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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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加拿大:越来越多人用“脚”投票

2019年,加拿大女子 Amanda Armstrong 被裁员后,在多伦多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她曾是一名创业顾问,月薪不菲,但失业让她第一次感受到房租和基本开销带来的沉重压力。“我很爱多伦多,但它不再欢迎我了。”她这样回忆。

Amanda 最终选择离开加拿大,前往肯尼亚暂居六个月。半年后,她尝试返回多伦多,却被房东告知原住所将留给其家人居住。面对飙升的房租与不确定的工作前景,她毅然决定,永久离开加拿大。

Amanda 的故事并非孤例。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共有逾10万人选择离开加拿大,创下十年来新高。移居海外的原因各异:有人为了爱情,有人因职业调动,更有人因为加拿大生活成本过高,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品质。

税务专家指出,加拿大离境人士主要分为“事实居民”与“非居民”两类。前者即使身在海外,若仍保有与加拿大的紧密联系,如住所、家属、银行账户等,仍被视为加国居民,须就全球收入纳税;而切断这些联系者则成为“非居民”,只需就加拿大来源收入报税。

一旦成为非居民,许多权利和便利将不复存在。例如医疗卡 OHIP 将被取消,加国投资账户如 Wealthsimple 亦无法继续使用。RRSP 和 TFSA 虽可保留,但不得继续供款,提款则将面临高额扣税。

Amanda 指出,她离境初期的花费远高于预期。签证、搬迁、购置生活用品让她的年支出从4000元激增至上万元。但她仍认为值得:“我不再为生存焦虑,也不再为租金奔波。”

会计师 Jennifer Reid 指出,许多计划离加的人未意识到税务上的“离境税”及投资限制,建议提前规划,并咨询专业顾问。

加国日益严峻的生活成本,正迫使一些人“用脚投票”,选择离开这个他们曾深深爱着的国家。对他们而言,移民不是逃避,而是对生活方式的一次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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