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人口惹的祸”:加拿大三大城市房价登顶北美,政策与结构性瓶颈才是真元凶

2025年,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与蒙特利尔正式“包揽”北美最难负担城市前三名。这并非人口自然增长的必然产物,而是多个长期结构性因素叠加的结果——尤其是城市规划政策的僵化与房地产金融化的深层演变。

根据2025年7月的数据,这三座城市的房价在过去20年中均实现了北美最高涨幅。令人意外的是,房价涨幅并未与人口增长完全挂钩。例如,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人口翻倍,但房价涨幅远不及仅增长了23%的蒙特利尔。

这暴露了一个核心事实:加拿大的房价泡沫并非由“更多人住进城市”驱动,而是根植于深层的供需失衡、投机热潮和政策设计缺陷。

在供应端,冗长的土地审批流程、严格的分区法规以及建筑成本飙升共同构成了住宅供应的“瓶颈”。尤其在多伦多与温哥华,低密度的郊区长期难以松绑,一纸分区规定即可令成千上万套潜在住房胎死腹中。

而在需求端,低利率政策长达十年未曾正常化,使房地产成为资本避风港。外资流入与国内投资者“买房抗通胀”的预期,共同放大了非居住性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住房已不仅是避风港,更是套利工具。

更重要的是,加拿大相对较低的房产税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多套房持有,削弱了房屋“居住属性”的根基。相比之下,美国的高额房产税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过度持有与囤房行为。

这种多重因素的交汇,正在将加拿大主要城市推向北美房地产市场的“不可承受之重”。对中产家庭而言,一套自住房的获得难度已高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

政策制定者面前的问题已愈发明确:如果不打破供应限制、提高持有成本、限制投机性需求,再多的建房承诺都不过是杯水车薪。

加国三大都市的“全球房价样板间”地位,既是全球化资本流动的缩影,也是城市治理与制度设计的镜鉴。而要真正重塑住房的社会属性,加拿大必须进行一次结构性的自我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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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国籍”隐形时代终结:中国边检全面联网,海外华人出入境迎来合规拐点

2025年9月,一位在澳大利亚定居多年的华人男子Sam,试图从杭州出境返回墨尔本时,被中国边检系统识别为“具有双重国籍”,现场被拦截并被要求先回原籍派出所注销中国户口。这一事件迅速在华人社群中引发热议,成为全球华人关注的敏感话题。

这是一次偶发事件,还是政策变化的前奏?从多方消息来看,这更像是一个信号:一个时代已经结束。

中国出入境系统近年来实现了与全国户籍系统、国安、公安数据库的全面联网。身份核查技术的升级,不仅提高了打击违法行为的效率,也令“隐形双重国籍”无处遁形。在此背景下,许多长期未注销户口、持外国护照的华人正在面临现实挑战——出境受阻、签证失效、甚至留下不良记录。

“这不再是灰色地带的游戏。”一位熟悉出入境管理政策的政府顾问向记者透露,“系统会自动交叉比对,任何试图‘两边通吃’的行为,都会触发警报。”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籍法》第九条虽早已明确不承认双重国籍,但以往执行相对宽松,更多依赖个体主动申报。然而,随着技术手段的提升和边境安全的国家战略定位提高,执行力已发生实质性转变。

对于广大华人来说,这意味着从“模糊空间”过渡到“合规时代”已无回头路。曾被视为生活便利的中国身份证,如今可能成为跨境行程的障碍。

当前,一些中国驻外使领馆已开始接受公民咨询并协助引导注销程序,但因涉及户籍地分散、流程繁琐、节假日限制等因素,建议海外人士提早准备、合理规划行程。

此事件也带来更深层次的思考: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日益频繁,但国籍认同与法律制度的差异,仍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现实壁垒。

对全球华人而言,“合法合规”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重塑自身身份管理的重要课题。随着系统壁垒日趋消失,如何在多重身份之间寻求平衡,将是每一位跨境公民必须面对的现实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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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国发现的老照片:当时的四川人竟是这样生活的

来源:历史图馆

加拿大博物馆里发现,1000多张晚清及民国时期四川老照片,当时的川人居然是这样生活的!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素有“天府之国”之美誉。四川钟灵毓秀历史悠久,早在200多万年前,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孕育了灿烂的巴蜀文化。

那么,过去的四川是怎样一番景象呢?那里的人们又过着怎样与众不同的生活呢?

前些年,有位成都的摄影家在加拿大一家博物馆里参观,意外发现上千张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四川老照片。这些照片均为外国摄影师拍摄,很多都是第一次曝光,实属罕见!

这些老照片,真实地记录了近百年前四川当地的建筑、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场景,是研究四川历史的珍贵影像资料(文中照片为黑白照适度上色)。

晚清时期,一艘大型渡船停靠在码头边,船上一些外国考察人员正踩着踏板下船。岸上还有很多乘客等待上船。

清朝末年,四川成都的城墙和城楼都还很完整,城墙上站着一个外国人,不远处是他的中国向导。

成都当地正在唱大戏,台下站满了观众。忽然有人喊:“快看,外国人!”观众们都转过身来,看向正站在高处拍照的外国摄影师。

民国时期,四川重庆的挑水夫们,正在水龙头前排队,他们每个人都挑着两只大木桶。在过去,挑水夫是一种传统老行当。

晚清时期,长江三峡江水湍急,20多名纤夫正拉着一艘帆船靠岸。苍凉的纤夫号子声回荡在峡江之间。

清朝末年,一名外国人乘坐竹轿前往目的地考察。途中,他走下轿子跟轿夫们合影。仔细看,这台轿子有3个轿夫。

民国时期,川西百姓正蹬着传统的水车,将沟渠里的水提灌到农田里。天气炎热,两名蹬水车的男子撑着一把遮阳伞。

民国初年,位于成都的驷马桥。驷马桥承载了无数的风风雨雨,是成都进出北门的第一座大桥。如今,桥头上是一排灰白色的高车驷马石雕。

民国时,成都华西坝的熊猫养殖基。当时,是让来自深山老林的大熊猫在华西坝生活,待其适应人工饲养环境后,再送往西方国家。

民国时期,外国传教士聚集在成都华西坝。他们穿着中式服饰,准备分发经书读物。

民国时期,重庆街边一间茶馆里,几名男子正坐在桌边喝茶聊天下棋。不得不说,四川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惬意。

民国时期,华西协合大学环境优美,两名女学生站在河边留影。不远处矗立的那座建筑,是校园里的标志性建筑——钟楼。

在华西协合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正在上解剖学课。讲师是一名外国人,讲台桌上摆放着石膏头骨模型。

民国时期,在四川泸州郊外,一群西方人聚集在一座墓前,为逝者致哀。

晚清时期,川西几名官员来到乡间,参与并主持隆重的春耕仪式。

民国初年,位于成都的福音医院,是西方人主办的医院。一些军人模样的人站在楼前台阶上,其中一名士兵手里举着旗子。

民国时期,川西一名剃头匠正在街边为顾客理发、修面。在过去,流动理发师很常见,他们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为顾客理发。

晚清时期,成都县衙门前,一群乐师带着各种不同的乐器,正准备演奏。

民国时期,华西民工们在建筑工地前合影。华西民工为四川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民国时期,一群生活在川西的尼泊尔人,他们都是跟随英国人来到这里的。每个人腰间,都别着一把精美的短刀。

民国时期,川西乡下一户人家,正在用牛拉着石磙转圈,将谷物碾成米面。像照片中这样大的碾盘,很罕见。

照片中这名男子是川西一名更夫,他手里拎着铜锣和锣锤按时打更,工作很辛苦。自古以来,四川人都有吃苦耐劳的品格。

民国时期,在成都陕西街一座教堂前,100多个西方传教士们在合影。其中还有不少人还穿着中式传统服装。

结束语:看完上面这些发现于国外的四川老照片,很多都是第一次见,非常珍贵。从照片上,我们看到了100年前四川人生产和生活的真实风貌,太有年代感了。这些照片也是研究晚清和民国时期四川的珍贵资料!值得收藏。

快药救命”:安省试点提前用新癌症药,绕过医保价格谈判壁垒

在一项被视为“系统性突破”的医改尝试中,安大略省本周启动一项名为“FAST”(Funding Accelerated for Specific Treatments)的新试点项目,允许部分尚未完成医保价格谈判的新型癌症药物,提前向患者开放。这一举措打破了加拿大一贯缓慢、冗长的药物审批流程。

该试点聚焦于“Project Orbis”国际监管合作框架下的新药,目标是在三年内每年为7至10种新型癌症治疗方案开通绿色通道。安省卫生厅表示,该政策将“即时生效”,意味着部分末期患者或首次将在“等待终点”前,获得生存希望。

突破在哪?
在加拿大,新药上市通常经历多达四重审批,从卫生部、安全性评估、医保机构评估,到pCPA与制药商的价格谈判,平均耗时两年半以上。对于癌症患者,这几乎等同“失去治疗窗口”。

安省新政则直接跳过最后一步:只要药物通过前期临床评估并获得加拿大药品局的正面建议,即可率先供患者使用,无需等到pCPA与药厂“锱铢必较”地签署定价协议。

背后的政治与博弈
此举也向联邦和其他省份施压。虽然pCPA亦宣布将启动“提前谈判流程”,试图缩短协商时间,但截至目前,除安省外无其他省份确认加入FAST。

卫生政策观察人士指出,这不仅是一次医疗流程改革,更是政府在选民面前展示“患者优先”承诺的象征。“我们正在为一个失控的官僚程序打上补丁。”一位不愿具名的癌症专家如此评价。

然而,批评者也质疑:如果谈判最终失败,谁为已用药的费用买单?患者、制造商还是省府?对此,安省政府未正面回应。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因效率滞后而屡被批评的系统中,FAST项目所带来的,不仅是新药的提前使用,更是对制度惰性的直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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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首推“耐用消费品法”硬核出击,撼动加拿大计划性报废市场格局

2025年10月5日,加拿大魁北克省正式实施史无前例的《耐用消费品法》,严厉打击“计划性报废”行为,开启了消费品寿命与维修权利的新纪元。这项法案作为魁北克《消费者保护法》的一部分,旨在保障消费者免受设计寿命刻意缩短产品的侵害,确保维修透明化和维修权的切实落实,标志着加拿大在全球推动消费品可持续性法规方面迈出了领先一步。

反击“短命货”计划性报废,消费者权利前所未有加强
所谓“计划性报废”,即制造商通过设计让产品故障或过时,以促进消费者更快更频繁地购买新产品。新法要求家电、电子产品制造商在销售前必须详细告知产品的维修信息,包括是否易修、零件价格及来源等,且必须保证保修期内的免费维修,涵盖零件与人工费用。更重要的是,禁止制造商利用技术手段阻碍维修行为,确保消费者和第三方维修人员能够合法且方便地替换零件。

汽车维修新规:终结“黑箱”时代
魁省新法首次将“维修权”延伸至汽车领域,规定制造商必须提供车主和长期租赁者可读的车辆数据,提升维修透明度和自主权。更有创新的是,长期租赁合同到期前强制提供免费车辆检查,并禁止以“异常磨损”为由收取额外费用,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商家担忧与未来扩展
尽管法案获得消费者普遍支持,但部分零售商和制造商表达了担忧,认为法律尚未完善,担心高昂的转型成本将被推向零售端,影响行业稳定。制造商反驳称,产品设计寿命的决定权不应被剥夺,呼吁政策制定者平衡创新与监管。

全国视角:魁北克引领,加拿大其他省份或将效仿
此次魁省硬核法规为加拿大乃至全球消费品市场树立新标杆。加拿大联邦政府去年已完成相关咨询,多省正考虑出台类似法规,预计将形成一场全国范围的消费品维权浪潮。这不仅关系到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更关系到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

独家视角:消费品寿命延长,或引发产业链重塑
本法生效或促使制造商重新设计产品架构,优先考虑维修性和耐用性,减少资源浪费。与此同时,第三方维修市场将迎来新一轮机遇,挑战传统品牌维修垄断。消费者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变成“寿命主宰者”。魁北克的这一创新举措,可能预示着未来全球消费品产业链从“快消”向“长效”转型的关键节点。

随着法案实施细节的不断展开,魁省及加拿大消费者如何行使新获得的权利、市场如何应对政策冲击,将成为未来数年内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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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省政府公务车频繁飙车曝光,制度漏洞引发公众质疑

近日,安大略省政府内部车辆多次超速飙车的消息被曝光,揭开了省府公务用车监管上的隐忧。据Global News依据信息公开法获得的文件显示,至少有一辆分配给省内某内阁部长的公务车,在过去三年内被测速摄像头多达12次拍到时速超过150公里,属严重超速甚至飙车行为。

根据安省法律,时速达到或超过150公里/小时即构成“飙车”,此类行为应当面临驾照吊销、车辆扣押等严格处罚。然而,目前这一公务车超速事件未见任何处罚记录,且涉事驾驶人员仍在政府系统内任职,省府对此仅作了“重申遵守交通法规”的表态。

公务车为何能“无视”法律?
此次曝光的文件未披露超速公务车所属部门及具体司机身份,但却暴露出安省政府在公务车辆管理上的明显制度漏洞——政府内部缺少自动告警和强制处罚机制,导致超速行为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省长福特办公室在回应中表示,希望确保工作人员遵守法规,但未透露是否计划修改现有监管规则。

对比省府加严飙车处罚的政策立场,此事件显得格外刺眼。2021年,福特政府曾出台法规,显著提高飙车处罚力度,吊销驾照时间从7天延长至30天,车辆扣押期从7天延长至14天。多位内阁成员当时也曾公开谴责飙车行为的危险性。然而此次公务车连续飙车且无人问责的事实,令公众难免产生双重标准的质疑。

政治风波在即
反对党立刻抓住这一漏洞,强烈要求对肇事公务车司机进行严肃调查和公开处罚。安省自由党议员Rob Cerjanec直言:“公务车飙车行为不仅违法,也严重违背公众对政府诚信和公正的期待,必须有明确后果。”新民主党领袖Marit Stiles也呼吁强化测速摄像头的执法功能,“无论身份,都应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准则。”

公众安全的信任危机
此事不仅关乎一辆公务车的违规,更反映出公共安全管理体系中存在的监管盲点。公众期盼政府官员身体力行、严格遵守法律,而非在权力和规则之间模糊界限。安省政府接下来如何回应这一安全信任危机,将成为观察其治理能力和政治透明度的重要标尺。

在公众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公务效率与法律公正,安省正面临一次严峻的制度与形象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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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 成主流:加拿大年轻一代假期消费锐减,告别“买买买”的年代?

随着假日季悄然临近,加拿大的消费市场却并未迎来热潮。根据普华永道(PwC Canada)最新发布的《2025年加拿大假日展望报告》,81%的加拿大人表示将在今年假期“少花钱”,而最受冲击的群体,正是年轻人。

数据显示,Z世代(1995年至2010年出生)计划在假期平均支出仅为1,497加元,较去年锐减35%。相比之下,婴儿潮一代仅减少1%,仍保持相对稳定的节日消费水平。

**“年轻人正退出消费派对。”**报告作者之一、PwC消费者市场负责人Elisa Swern指出,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包括高利率、租金上涨、失业率上升等——正迫使年轻人重新定义假期:“节日对他们而言,不再等同于购物狂欢。”

与此同时,报告也揭示了一个微妙的趋势:**“消费爱国主义”抬头。**近半数受访者愿意为“加拿大制造”产品支付溢价,尤其在当前美加贸易关系趋紧的背景下。

不过,这一倾向在不同年龄群体中分歧显著:64%的婴儿潮一代更倾向支持本地制造,而62%的Z世代则坦言,价格才是首要考量。

在这场集体“收缩战”中,零售商将面临更大挑战。Swern建议,企业应当摒弃一刀切的促销手法,转向“分龄分层”的精准营销。对于年轻消费者而言,更具价格敏感度的促销策略或将更具吸引力;而对年长群体,“本地制造”的价值主张或能建立更深的品牌黏性。

从“疯狂消费”到“理性节俭”,加拿大正在步入一个更谨慎的假期经济周期。这场转变,或许正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至少对年轻人来说,“礼物的分量”不再只关乎价格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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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老人收容所选址风波:包容愿景为何在“阳台之争”中破裂?

在多伦多西部的伊桃碧谷区,一座尚未动工的老人收容所正撕裂社区。在城市努力推行“无家可归者包容计划”的背景下,一项本应体现人道关怀的项目,却引发了一场高达百万加元的诉讼。

收容所选址位于Third Street 66号停车场,距离当地学校不足400米,与一家已有老人中心的阳台仅相隔9米。市政府计划在此建造一栋四层楼、50个床位的庇护中心,专为55岁以上无家可归者服务。

但部分居民质疑政府绕过公众咨询程序,认为项目是在“秘密”中推动。代表反对声音的“新多伦多行动小组”已向市政府、当地议员Amber Morley及咨询公司顾问Bruce Davis提起诉讼,要求赔偿100万加元,并寻求法院颁布禁令以中止项目。

“这不是反对老人,而是反对不透明的决策过程,”小组发言人Dan Perdue表示。他还指出,在线咨询剥夺了许多长者的发声权,特别是那些没有数字技能的居民。

然而,社区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支持者如居民Susannah Lavallee指出,正是因为这些老人处境弱势,他们更需要在熟悉、安全的社区中生活:“我们不能用偏见和恐惧,把人推到社会边缘。”

这场争议折射出加拿大城市在社会福利政策与社区接受度之间的张力。在住房危机和人口老龄化双重压力下,城市如何平衡脆弱群体的安置与居民的安全焦虑,正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治理难题。

目前,市政府表示将继续推进项目,同时承诺加强沟通。诉讼尚未在法庭审理,未来几个月,这场“阳台之争”或将成为全国城市规划与公众参与的缩影与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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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牌崩塌:Canadian Tire门店涉剥削外劳遭罚,曝加拿大低薪用工黑链条

一向以本土品牌和“家庭价值”著称的Canadian Tire,如今被卷入一场外劳剥削丑闻,暴露出加拿大零售业在低薪人力依赖背后的制度裂缝与道德危机。

联邦政府日前确认,对位于多伦多西部怡陶碧谷(Etobicoke)的一家Canadian Tire门店开出11.1万加元罚单,并将其经营者、印度裔商人Ezhil Natarajan列入“违反临时外劳(TFW)规定雇主黑名单”。罚款缘由包括:支付薪资不符合同、将外劳调离原定岗位等严重违规行为。与此同时,安省劳工厅对其剥削行为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据悉,Natarajan在2022至2024年间成功申请引进34名临时外籍工人,却被多名前员工控诉降薪、强迫改岗,并以工签威胁其配合。他们称遭遇言语恐吓,“如果不服从,就砍工时、减薪资”,有员工被迫以16.55加元时薪顶替20元的主管岗位,毫无申诉渠道。

更令人震惊的是,一名前员工称为获得这份工作曾支付超过1万加元中介费,而该费用本应由雇主承担。涉事招聘公司Allison Jones Consulting亦已被省政府罚款16.5万加元,指其非法向工人收费。

这起事件撕开了加拿大TFW制度长期以来“默许剥削”的面纱。以封闭工签为核心的机制,使外籍劳工被牢牢绑定在特定雇主名下,一旦遭遇压榨,不仅难以维权,更可能面临遣返命运。尽管联邦政府推出“受剥削外劳开放式工签”机制,但仅少数个案能获得批准,且需在雇主控制下自证“被虐待”,过程艰难。

Canadian Tire总部虽称重视合规,但至今未回应Natarajan是否仍为其特许经营商。事实上,此类问题并非个案——《环球邮报》此前调查揭露,加拿大多家Canadian Tire加盟商均通过第三方中介招募外劳,并涉嫌违反劳动法规。

此次事件不只是对一家门店的指控,更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它提醒公众,加拿大所谓“包容的就业体系”背后,仍存在看不见的劳工阶层——他们以沉默支撑着零售和服务行业的底层运转,却在法律与权力的边缘挣扎。

在经济压力加剧、用工成本上升之际,若政府不彻底改革TFW计划,提升对雇主行为的审查力度,加拿大或将继续滋生一种“合法外衣下的不平等用工文化”,成为全球移民治理中的隐性风险点。

如今,“Canadian Tire”的品牌形象,也在这场劳工危机中遭遇前所未有的道德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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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纳到焦虑:移民神话破灭下的加拿大自我认知危机

曾以“全球最欢迎移民国家”自居的加拿大,如今正面临移民共识的彻底崩塌。一项项民调数据显示,支持大规模接收新移民的声音已被日益增长的怀疑、不满,甚至驱逐情绪所取代。最惊人的是,接近一半的加拿大人支持“对部分移民实施大规模遣返”——这在十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这场社会情绪的剧烈转变,并非源于种族主义或右翼煽动,而是深植于生活成本危机、住房稀缺与收入停滞的日常现实之中。加之庞大的临时居民与留学生涌入,加拿大的城市承载力已几近饱和,而政府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扩容进展迟缓,进一步加剧社会摩擦。

“问题并不是移民本身,而是我们已无力安置他们。”政策分析师玛丽·杜兰(Marie Durand)指出,“曾经的多元文化成功,依赖的是就业机会和住房可及性,而这些如今正在瓦解。”

在许多加拿大人眼中,今天的移民制度已从引进高技能人才的引擎,沦为低薪劳动力的通道。不少传统移民家庭开始质疑:“这还是我们曾经熟悉的加拿大吗?”

与欧洲和美国不同,加拿大过去几十年几乎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反移民政治浪潮。但如今,移民问题正在变得与住房、经济安全等议题高度重合,从而成为政治裂痕的新焦点。

“我们不能再把移民当作象征包容的道德口号来谈论了,”政治学者丹尼尔·卡恩(Daniel Kahn)指出,“而必须回到一个更复杂、更务实的问题上:我们接收的是谁?为什么?我们能否真正承担后果?”

加拿大当前的移民政策与其自身的社会经济现实正迅速脱节。未来的移民共识,不会再建立在乐观主义的幻想之上,而必须源自制度能力与社会承载力的重新衡量。在这一过程中,加拿大也许将不得不重新定义自己:一个不再是移民天堂、而是现实主义国家的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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