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对我加税:加拿大富人反转立场,推动财富正义的新火种?

在加拿大多数家庭为税单补缴焦头烂额之际,一群自称“爱国的百万富翁”的富人却高调发起请愿,呼吁联邦政府“对他们自己征更多的税”。此举乍看荒谬,却揭示出一个更深层的社会裂缝——对税收正义的重新追问。

这群富人效仿的是源自美国的“Patriotic Millionaires”组织,其加拿大分支由生物科技企业家、慈善基金会负责人、前Shopify高管等人构成。他们主张提高资本利得税、设立全国性财富税,并计划于今年6月在渥太华发起公开活动,推动税制改革,赶在2025年加拿大主办G7峰会前“抢占道德高地”。

“我们缴的税,居然比办公室文员还少。”组织成员、科技行业慈善家Sabina Vohra-Miller直言。这些富人认为,加拿大税制过于“奖赏资本”,却对劳动收入抽税更重,反映出制度性倾斜。他们主动站出来,不是为了“自我牺牲”,而是想终结“靠避税游戏累积财富”的旧模式。

但反对声并不小。加拿大知名私募基金人John Ruffolo警告,加税可能驱赶创新人才和资本。他认为,与其强征税,不如倡导慈善自愿捐赠。他指出:“巴菲特、盖茨也靠捐赠做出巨大贡献。”

对此,加拿大分会主席Claire Trottier给出回击:“我们不能把社会公义交给富人的善意。这是国家的责任,不是施舍的慈善。”

UBC税法教授David Duff表示,加拿大正处于一个“税收政治的十字路口”。“逃避增税的声音很大,但他们越大声,说明政策改革越触痛要害。”

数据显示,加拿大财富差距已达近25年来新高。首富1%的资本收益占所有增长的半数以上,而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则停滞甚至倒退。

税制改革不再是技术讨论,而是政治立场的选择。“爱国的百万富翁”究竟是真诚的悔悟,还是一个精致的社会运动包装?这仍待公众检验。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富人开始主动质疑自己是否‘缴得太少’,这个国家的分配公平神话,正在被重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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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新移民部长上任!EE突袭抽分:暴涨26分 仅捞500人

在沉寂三个月后,加拿大移民部(IRCC)5月13日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重新启动了经验类移民(CEC)通道,向仅500名候选人发出快速通道(Express Entry)邀请。然而,相比以往的邀请分数,本轮“突袭抽签”门槛飙升至547分,令广大留学生与境内临时工群体措手不及。

这不是一次常规的调整,而更像一次政策信号的释放。CEC通道,历来被视为加拿大境内留学生、工签持有者最现实的移民通道。上一次的CEC邀请发生在今年2月,分数为521,而本轮抽分不仅分数暴涨26分,更将受邀人数从4,000人锐减至500人。

“我两眼一黑。”一位在安省工作的中国留学生在移民论坛上写道。他此前刷分到540,本以为稳操胜券,如今却连入围的资格都没有。

这种“高门槛+低名额”的组合,加剧了候选池中超过2万名高分申请者之间的残酷竞争,也令许多计划通过读书或工作“曲线移民”的年轻人陷入困惑和焦虑。

在同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自由党政府新一轮内阁调整,任命黎巴嫩裔女性政治家莉娜·迪亚布(Lena Metlege Diab)为新任移民部长。迪亚布是一位有深厚法律背景的资深政客,也是前新斯科舍省的移民厅长。

她的上任,正值加拿大移民制度走向“结构性转型”的临界点:总理已明确提出在未来三年稳定永久居民增长比例、收紧临时居民数量、提高法语移民比例,并加速引入高技能人才。对许多移民候选人而言,这意味着加拿大从“敞开大门”转向“择优速通”的新逻辑。

一位移民顾问私下表示:“如果没有LMIA(雇主支持)加分,想单靠学历和工作经验走CEC,未来可能只是极少数‘幸运儿’的通道。”

对于境内留学生和国际毕业生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抽分数字的变化,更是一次关于希望与失望的转折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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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岁“兔女郎”交不起房租睡帐篷 曾日入过万元住庄园

在英格兰雷丁郊外的一块不起眼绿地上,42岁的Louise Glover坐在她的帐篷前,双腿盘坐,目光倦怠。这个曾出现在《Playboy》封面、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帕丽斯·希尔顿共舞于洛杉矶庄园的前“兔女郎”,如今只能依靠一顶60英镑的帐篷与一盏太阳能灯维持生存。

“我曾经是镁光灯的宠儿,”Glover对记者说。“但现在,我只希望能买下一艘9000英镑的船屋,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安全的小空间。”

她的请求并不奢侈,却在网络上激起巨大争议。有人质疑她“想不劳而获”,有人批评她“把昔日光环当成讨助的筹码”。但在喧哗声中,少有人真正关心,一个中年女性在经历重病、事业断裂和社会遗弃后,如何跌落到“隐形贫困”边缘。

Glover并不讳言她的过往:早年靠出众外貌在模特圈崭露头角,成为Playboy品牌旗下的宠儿,在洛杉矶豪宅中出席派对,与富豪名人共处如日中天。她自述,最高峰时期日入千镑。然而,命运的转折始于27岁那年,一场失败的隆胸手术导致败血症、心脏骤停。“我差点死在医院里,那是一个警钟。”

术后康复,她尝试远离模特圈,转型成为私人健身教练,在迪拜短暂重拾尊严与收入。但随着年龄增长与行业变化,她逐渐被边缘化,工作减少,收入不稳,最终无力承担750英镑的房租。

当一个曾是时尚与性别消费象征的“兔女郎”,沦为社会安全网之外的“隐形流浪者”,背后暴露的是对中年女性劳动价值的持续贬低。

她坦言,自己不愿通过展示身体重返镜头前。“那种生活我已经过过了。我现在想要的是尊严和安定。”她拒绝向社交媒体靠拢,也不愿向网络众筹,“我想靠劳动生活,不是同情。”

Glover的遭遇引发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当一个女性脱离了她被社会赋予的“性感角色”,是否就失去了资源与救助的正当性?当她不再年轻、不再性感、不再顺从,社会还愿意给她第二次机会吗?

在雷丁郊外的这块草地上,Glover继续她的“被迫流浪”。她每天健身、做饭、四处打短工维生。她说:“我不是失败者。我只是在一场没人预料的游戏中,被换下了牌桌。”

这一刻,她不再是兔女郎,不是派对花瓶,也不是社交媒体的“可怜人设”。她只是一个42岁的女人,在风中,为生存,为体面,为未来,努力站着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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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讯:准备查账户!加拿大这笔福利金下周到账!明年还会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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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加拿大数百万家庭将迎来一笔“熟悉的转账”——联邦政府发放的儿童税收福利金(CCB),也被民间称为“牛奶金”。然而,在持续高通胀和育儿开支不断上涨的背景下,即便这笔福利将于今年7月起上涨4.7%,不少家长仍表示“缓解有限”。

根据加拿大税务局(CRA)公布的新标准,自2024年7月起,6岁以下儿童的年度福利将从7,437加元上调至7,787加元;6至17岁儿童的最高福利则从6,275加元升至6,570加元。虽然每月可增加近30加元,但不少家庭认为,奶粉、托儿费、课外班等项目的涨幅早已超过这一增幅。

温哥华的单亲妈妈艾琳·刘(音)向BBC中文表示,她对这笔增加的福利“既感激又无奈”。“我当然欢迎多点钱,但问题是,一盒婴儿奶粉去年还30出头,现在都快40加元了。”

加拿大家庭政策学者指出,自2016年自由党政府改革CCB制度以来,这项福利已成为中低收入家庭的重要“缓冲垫”。但在房租和生活成本普遍飙升的大环境下,其“实质购买力”正在缩水。

“CCB制度本质是调节儿童贫困率的一种手段,”多伦多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员哈桑·阿里(Hassan Ali)指出,“但它并不能代替整体育儿支持系统,比如早教、托儿补贴、教育政策等。”

加拿大财政部预期,2025年7月还将再次上调CCB,增幅约为2.7%。届时,6岁以下儿童年福利将达7,997加元,约合每月666加元。但即便如此,面对一些大城市中动辄超$2,000的托儿费用,“牛奶金”显得杯水车薪。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残疾福利金(CDB)也将在今年7月从3,322加元提高至3,411加元,为残障儿童家庭提供额外支持。

CRA提醒公众,想要领取CCB必须每年如期报税,系统才能评估资格。若未报税或资料更新不及时,将无法按时收到款项。

尽管CCB持续上调,但不少专家呼吁联邦政府“跳出发钱逻辑”,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公共服务投入上,特别是在早期教育、育儿成本减负和住房支持等方面。只有这样,加拿大的年轻家庭才能真正从“养不起”的焦虑中走出来。

https://www.canada.ca/en/revenue-agency/services/child-family-benefits/canada-child-benefit-overview/canada-child-benefit-before-you-appl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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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多大还难进的医学院:从“边缘社区”走出的医学梦,如何改变安省医疗版图?

Brampton,安大略省 —— 当安省七所医学院的录取通知陆续发出之际,一所从未有过医学教育历史的大学,却悄然刷新了录取门槛的“天花板”:6415人竞争94个名额,录取率低至1.5%,比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还低

这所学校就是多伦多都市大学医学院(TMU Medical School),今年迎来首届新生。作为加拿大首个以“社会责任、多元、公平与和解”为建校核心的医学院,TMU 的存在,或许正意味着安省医学教育地图的一次转向。

“我们不是要‘降低标准’,而是重新定义标准。”创院院长陈德兰(Dr. Teresa Chan)在接受《卫报》记者采访时说。数据显示,首届被录取者的平均 GPA 高达 3.8,尽管 TMU 不要求 MCAT 和 CASPer,竞争依然堪称“地狱级别”。

医学院的新逻辑:不是看你多优秀,而是你愿意服务谁

TMU 医学院选址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宾顿(Brampton),那里有超过22万人没有家庭医生。录取标准也强调申请人与皮尔区的联系,或其服务边缘群体的志愿经历——这使它与安省其他传统医学院构成鲜明对比。

在安省多年来逐渐“精英化”的医学院招生体系中,高 GPA、高 MCAT 成绩几乎成了入场门槛。而 TMU 却主动淡化了这些标准,转而关注申请者的“使命感”。

“我们希望找到那些愿意留在本地、服务边缘群体的未来医生。” 陈德兰表示,“我们不需要‘最完美的履历’,而是需要那些能解决安省医疗‘空心化’问题的人。”

医学教育的民主化,还是另一种“精英”?

TMU 的招生改革也引发外界辩论。有评论担心取消 MCAT 等考试会损害教育质量,甚至“政治正确”地偏向某些族裔背景。但 TMU 回应称,并无族裔配额,所有录取均基于综合素质评估。

事实上,安省七大医学院也正在经历一轮系统性改革:女王大学启用“抽签式面试筛选”,麦马和渥太华大学早已不强制 MCAT,北安省医学院则向本地申请者敞开大门。加拿大医学院招生的“单一标准”时代,似乎正在终结。

教育改革背后,是公共医疗的崩塌信号

安省目前约有250万人没有家庭医生,福特政府承诺将未来五年内实现“全覆盖”,但光靠扩招远远不够。TMU 和约克大学即将在2028年设立的新医学院,是十年来安省医学学位最大扩容,但医学人才的“分布不均”,才是结构性危机的根源。

“教育制度改变,不应只为少数人成就梦想,而是要让更多人有医生可看。”一位在皮尔区执业的华裔家庭医生对本报记者表示,“TMU的尝试是大胆的,但如果做得好,它将真正改变谁能当医生,以及医生为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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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低估的三百万人:卡尼拟限移民,专家警告数据假设或引爆政策误判

新任总理马克·卡尼誓言要“重设”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但在数据不透明与系统性低估的警告声中,这一承诺正被质疑是否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之上。

卡尼政府近日提出一项新政策蓝图:到2027年底,临时外国劳工与国际留学生的总人数,将不超过全国人口的5%。按当前人口估算,这意味着非永久居民总数将不得超过约200万人。然而,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300万名非永久居民生活在全国各地——远远高出这一比例限制。

联邦政府的统计模型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即大多数签证持有者将在签证过期后120日内离境。但多位前政府经济师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至少一半人群并未按时离开,其中不少正在等待申请永久居留或临时签证续期。这一偏差,可能严重影响加拿大住房供给、公共服务规划及预算配置的准确性。

帝国银行(CIBC)高级经济师Benjamin Tal指出,这类统计误差可能低估“灰色人口”对租赁市场的真实压力。“政府以为人已经走了,其实他们仍在温哥华、在多伦多找房,挤压了我们本就吃紧的住房库存。”

移民、难民与公民事务部回应称,临时居民在签证期满后应依法离境,但政府将“持续监测相关数据与政策影响”,以确保上限目标如期实现。统计局则表示,他们已将部分等待续签的个案纳入估算范围,但是否能全面反映现实,仍存在技术盲区

对于一位以“数据驱动决策”为标志的新总理来说,这项移民“去泡沫化”工程或许将成为一次真正的考验——考验的不仅是政治意愿,更是统计系统与行政协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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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英红:65岁正是“当打之年”,不拼位置就给别人了

来源:释凡影视

惠英红是见惯了大场面的。

从她22岁拿到第1届

香港

电影

金像奖最佳女主角起,这40多年她拿了太多最佳女主角奖,也说过太多获奖感言。但拿华表奖或是她情绪最激动的一次——

她激动到说错了自己的年龄:我今年56岁(实际是65岁),我不会退休,因为电影是我的生命。

正如惠英红所说,她的生命就是电影,哪怕出演的并不是主角——惠英红同样也拿过太多的最佳女配角奖。

这从正在热映的电影《水饺皇后》中就可以看出,惠英红出演的包租婆红姐令人印象深刻,刀子嘴豆腐心,角色复杂的过往经历藏在不经意的小细节之中……

近日,惠英红接受了红星新闻记者的专访,谈她自己的故事,谈如何把包租婆、湾仔的吧女、还有14岁卖口香糖的自己,全都揉进了这个角色。

其实,她的经历也是一部精彩的励志电影。

包租婆的故事

《水饺皇后》根据真人故事改编,讲述了臧姑娘(马丽 饰)带着两个女儿漂泊异乡,从低谷一路打拼到逆风翻盘的故事。

在《水饺皇后》中,惠英红饰演的红姐是臧姑娘落魄时收留她的包租婆,表面斤斤计较,实则暗藏温情。

有一场戏,红姐在房间里无事抽着闲烟,这时臧姑娘的两个孩子走了进来,红姐立马掐断了烟头,电视正在播动画片,孩子们的注意力被吸引了过去,红姐还挪了挪身体,生怕挡到孩子们的视线。

惠英红提到,出演《水饺皇后》不用做功课,因为她小时候就住在湾仔,一家七口住在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她说:“拍戏的时候,我就把住板间房时那个包租婆给我的感觉演出来,她虽然是酷酷的,可是她有时候会塞个糖给我们,到点就会开电视给我们看。拍的时候很多回忆很甜,也很苦。”

另外一场跟邻居有关的戏,红姐站在门口喃喃自语:“她是不是死了?”麻木的眼神里藏着半生的沧桑。

这场戏,惠英红没有选择哭出来,她有自己的理由:“有个照顾过我的大姐,刚说完‘早点回家’就倒在马路对面吐白沫。那时我就呆呆地站着,哭不出来。”

这场戏开拍前,惠英红独自坐在楼梯底,不让所有人靠近,她说:“我想把一种情绪放在这一场戏里面,我不能影响其他人如何看待死亡,可是我看到的死亡就是我当年看到死亡的感觉。”

《水饺皇后》是惠英红和马丽首次合作,她透露,两人相识于某次活动,那时,她表达对马丽作品的喜爱。这次,两位实力派演员的合作方式很特别:不过度排练,保持表演的新鲜感。

惠英红与马丽

惠英红解释:“排练太多次反而会失去最初的灵感和触动。”她们更倾向于在实拍时即兴发挥,这种创作方式让导演也常常在试戏时就捕捉到最佳表演。

惠英红和马丽有一场对手戏十分有张力,臧姑娘第一次上街卖水饺失败后,心灰意冷,一脸落魄。红姐知道后特意为臧姑娘煮好了面,一边安慰她:“你自食其力,没有偷也没有抢,人家看不起你有什么所谓?最重要的是自己没有放弃自己。”臧姑娘听到此番话后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这场戏也为臧姑娘后来的成功作出铺垫。

角色与细节

在拍摄《水饺皇后》时,惠英红还会主动帮助年轻演员理解角色,因为他们可能不熟悉电影中那个年代人物的经历。

她以自己熟悉的“吧女”为例,向演员们分析这些角色的复杂心理——她们每个人都有故事,外在表现和内心世界往往截然不同。对于王祖蓝饰演的“落魄公子”这类角色,她也分享了自己在湾仔街头观察到的真实人物原型。惠英红早年拍戏时受到许多前辈的指导帮助,因此现在也主动将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演员。

在《水饺皇后》中,惠英红的表演真实、自然,她以极具生活质感的表演赋予角色鲜活的生命力。她饰演的包租婆红姐既有市侩的精明,又有女性的坚韧,一个眼神就能传递出角色在生活中的辛酸与乐观。

这种表演上的真实、自然也体现在惠英红获得华表奖的影片《我爱你!》中。

惠英红在影片中饰演一位拾废品的孤寡老太李慧如,与倪大红饰演的常为戒是一对不打不相识的“黄昏恋”情侣。为了演好影片的角色,惠英红融入了生活中的细节,她给李慧如设计了肩膀有拔罐印的细节,这个动作不仅能体现角色的心酸,也为与倪大红的后续感情戏做了铺垫。

对此,惠英红这样解释:“我为什么要设计这两个拔罐细节,是因为我自己拍了十几年的动作片,有很多伤,每次拍完回去,我就去拔罐,让自己的疼痛能舒缓一点,我看完身上的伤痕,就会流泪,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会是这样的。”

《我爱你!》剧照

片中,惠英红赋予了李慧如这个角色一种“少女感”。在最开始彩排时,惠英红就一直告诉自己:“我是李慧如,我的爱人是常大哥,我必须要爱这个人。”

拍摄时,李慧如所有的小动作,不论是扭到脚、吃饭太快噎到的那种害羞,还是跳舞的那种甜蜜,其实都不需要刻意安排,因为惠英红把自己全心投入到角色中。

在惠英红看来,表演要有理有据。观众的脑海中如果总是冒出问号,很多时候是因为演员的角色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地令人信服,因此需要自己努力去回答观众的疑问。

她是属于电影的

这次采访,惠英红回忆了自己从街头卖口香糖到成为演员的成长过程,这些经历对她的表演也带来很大帮助。

年轻时的惠英红

3岁时,她随母亲在湾仔街头乞讨,街头生活使她过早见到了充满艰难与无奈的人间。童年时在湾仔街头卖口香糖、追着外国游客讨生活的经历,让惠英红早早学会了“表演”——为了生存,她必须察言观色、随机应变。

14岁时,惠英红因不愿被人看到还在街头卖口香糖,决心改变命运,跟随学京剧出身的姐姐们进入夜总会跳舞,迈出了演艺生涯的第一步。

跳舞两年半后,机遇降临:张彻导演在餐厅看中她的表演,邀请试镜,使她成功进入电影圈,出演邵氏《射雕英雄传》,拿到了穆念慈一角。

惠英红特别提到改变命运的转折点——在《烂头何》片场,原女主角因受不了打戏辛苦偷偷逃跑,导演勃然大怒,之后想起曾看过惠英红的试镜视频,发现这个“会打戏、长相不错”的女孩正好在剧组做临时演员,便当场提拔她顶替女主角位置。

《烂头何》剧照

正是这次机会让她明白:每个镜头都可能是翻身的关键。为此她可以承受“被连续打几十拳,吐完继续拍”的折磨。这部电影也是惠英红首次担任女主角。

1982年,惠英红凭借功夫片《长辈》获得第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成为邵氏当家的武打明星。惠英红最红的时候,九部戏一齐开拍。

《长辈》剧照

但后来,香港功夫片渐渐式微,惠英红的戏路越来越受限,拍戏机会越来越少,有几年基本淡出演艺圈。

演艺生涯陷入低谷,情绪也出了问题,那段时间,惠英红患上了抑郁症,曾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她积极面对并主动寻求机会,甚至放下身段联系旧日制作人表示“无所谓角色大小”。

2001年,惠英红在导演许鞍华的邀请下出演了惊悚片《幽灵人间》,在片中饰演舒淇的母亲,这部电影让业界认识到惠英红的文戏实力,让她逐渐褪去了“打星”光环。

复出后的惠英红珍惜每一次表演机会,开始一步一步往上爬。

2009年,惠英红在电影《心魔》中成功塑造了一位婚姻失败,且占有欲极强的母亲。接到《心魔》的剧本后,惠英红开始拼命地吃,让自己变胖。每一场戏应该怎么演,她都想好了。这部电影让她的事业渐入佳境,并因之获得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第16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等多个“最佳女主角奖”。

《心魔》剧照

重新站回领奖台,惠英红的激动溢于言表:“我知道我是属于电影的。”

2016年,惠英红因在家庭片《幸运是我》中的精准表演而收获广泛好评,获得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这也是她第三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

影片中,惠英红扮演的患有老年痴呆的芬姨是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歌手,被时代抛弃后被病魔一点点剥夺记忆,而惠英红之所以能将老年痴呆症状态演绎得入木三分,是因为她母亲生前就是一位老年痴呆症患者。

拍打戏时,受伤是家常便饭。在此前的一档综艺节目中,惠英红曾透露因为拍打戏,自己的嘴唇、眼角、额头都曾被硬物打破,受伤无数,而且“脸上缝过89针”。

被问及拍戏时为什么这么拼命,惠英红回答:“不拼你的位置就给人家了。”她直言:“我是从顶峰掉下来的人,我现在慢慢往上爬,我不能不努力。”

惠英红 图据视觉中国

今年2月2日,惠英红迎来65岁生日,她在微博说,65岁是“当打之年”,“珍惜每一次机会!演好每一个角色!尽我所能地不辜负每一位观众!”

关于将来想尝试的类型角色,惠英红没有特定限制,关键在于剧本质量。“我太会看剧本了,我想演的角色,(如果)在一个烂剧本里我不可能去接,所以我希望能够遇到一些好的剧本。”

毫无疑问,65岁的惠英红,依然会在光影世界里继续她的“拼命”传奇,她依然会将自己的故事放在角色里面。

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编辑 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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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万买下百年监狱、8500元挂牌出租:华人投资者与“历史幽灵”的对话

一座曾经进行过公开处决的1842年老监狱,如今已被一位华人投资者斥资80万加元买下,并挂牌以每月8500加元的价格出租。围绕这笔交易,一场关于历史记忆、文化身份与房地产价值的讨论正在加拿大东部悄然展开。

今年3月,由“刘维”(音译)控制的一家公司买下了这座位于新不伦瑞克省省会弗雷德里克顿、面积达1万平方英尺的前监狱建筑。挂牌信息显示,该建筑未来可被用作办公室、餐厅、日托中心甚至零售空间。

但这座建筑远非一间普通的老屋。
它曾是19世纪中叶以来约克县的司法中心。1949年,这里进行过加拿大历史上最后一场公开处决。从1842年到1996年,一代又一代被告曾在这座石墙下等待命运的裁决。如今,它披上了新的商业外衣,却也引发了社区对于历史认同与文化保护的焦虑。

“如果未来租户只是把它当作一间普通餐厅,那我们就真正失去了一段历史的存在感。”——本地历史遗产信托负责人伊恩·罗伯逊(Ian Robertso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担心,这栋曾经的惩罚场所,可能会因商业需求而“被洗白”,甚至面临拆除的风险。

尽管这座建筑在2003年已被列为省级历史遗产,按理受到《遗产保护法》的约束,但罗伯逊坦言,买家可依法申请撤销遗产认定,而一旦成功,就无需再遵循任何保留结构与风格的规定。

这桩交易背后的神秘公司,名为Sunfield Property,在弗雷德里克顿本地已拥有十余处商业与住宅房产。刘维本人虽未公开发声,但其网站已上线出租信息,显示物业现状保留了“Science East”科学教育中心的部分展览与结构痕迹。

加拿大公园管理局下属的历史遗迹登记处,将这座监狱评为“乔治亚风格的实用主义典范”。其建材采自省南部的石矿,而建筑师与承包人则代表了19世纪初地方政权与建筑行业的兴起。

目前,省旅游与文化部尚未收到任何撤销认定的申请。政府仅批准在原有风格基础上安装部分仿制监狱铁窗。这或许是官方与市场、历史与资本间一次短暂的和解。

然而,问题仍未解决:在历史的幽灵与商业逻辑之间,这座灰色石屋究竟应归属于谁的记忆?未来的租客,是在办公,还是在“与历史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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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薪超 11 万加元!加拿大政府护士岗全国热招 多岗位+跨省机会,速抢!

随着一纸招聘公告在加拿大各省联邦岗位平台悄然上线,一场关于“治愈边界”的人力资源调配正在展开。高达11.3万加元年薪,时薪突破40加元,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募注册护士、执业护士及实习护士,职位横跨十省三地,覆盖从惩教系统到原住民健康服务、从城市中心到偏远社区的多个维度。

但这不仅是一场“高薪诱惑”的招工潮,更揭示出联邦医疗体系在疫情后时代下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谁愿意为国家去最偏远的地方守护病床?

在加拿大原住民服务部的职位清单中,曼尼托巴与艾伯塔省的若干岗位明确要求护士需“在各种天气条件下搭乘小型飞机前往孤立社区”,具备“应急响应能力”与“心理韧性”。这些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勾勒出一个国家在弥合健康服务鸿沟时的艰辛努力。

“这是对护理专业人员的双重召唤:既是职业晋升的通道,也是对公平医疗的道德担当。”前联邦健康官员Mary Allen告诉CBC,“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岗位数量的增长,更是政府在重新布局医疗资源重心。”

从惩教局到国防部,加拿大政府近年来不断加码对公共卫生人才的吸纳力度。一方面是急性人才短缺的“战后阵痛”仍在持续;另一方面,疫情的余波令诸多护士提前离岗,或转向私人机构寻求更优待遇。而联邦此番出手,不啻为一场跨部门合力的人才挽留战。

令人瞩目的是,这些岗位对资质要求普遍不低。例如,执业护士需持有相关硕士学位,并有五年以上临床经验;而实习护士虽薪资略低,却也需随时准备参与紧急医疗部署,并接受强制培训与值班安排。

如此高标准、高待遇,能否吸引人才下沉边远地区?业内观点分歧。“薪资是重要因素,但家庭稳定性、职业发展路径、社区安全感等因素同样关键。”人力顾问Jessica Huang指出,联邦需在“待遇”之外,更好讲述“使命感”的故事。

目前,多个岗位申请截止期集中在今夏,其中最快将于5月23日关闭。面对这一轮医疗人才调度的“新常态”,或许真正的考验,不在于岗位能否招满,而在于国家如何定义“被忽视的病床”,以及谁愿意去守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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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药企降价59%至9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度挥出价格“重锤”。当地时间12日,特朗普签署一项新的行政令,要求处方药价格大幅下调,降幅目标高达59%至90%。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全球药企“依赖美国市场暴利”,强调未来将以“最惠国价格”为新标准,重新划定制药利润版图。

市场短线欢腾。消息公布后,辉瑞、礼来、诺和诺德等大型制药商股价由跌转涨。但华尔街的反应未必反映了这项政策的深远影响。多位业内人士指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虽未立即实施惩罚性手段,却首次为美国药价体系确立明确的“对标底价”,意图将美国患者置于“全球采购议价桌”的中心。

根据行政令,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将在30天内设定明确的药价目标,并推动患者绕开中间商、直接以“国际最低价”向制药商购买药品。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商务部也被授权调查并打击所谓“外国歧视性药品政策”——这一模糊措辞或为日后关税手段预留空间。

特朗普在签署仪式上称:“美国人口不到全球的5%,却贡献了制药业75%的利润。这是不公正的,美国家庭承担的代价太高了。”他强调,这一命令可能对某些药品带来高达90%的降价空间。

然而,美国药价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这场改革不会轻松推进。长期以来,美国药企享有较高的定价自由。即使在2022年拜登政府推动《通胀削减法案》后,联邦政府也仅获准谈判有限的10种药物价格。相比之下,欧洲和加拿大等地政府通过集中采购与价格管制,早已与制药商达成更紧缩的协议。

更关键的是,若这一政策强行落地,或将激化与欧盟及日韩等主要药品出口国之间的摩擦。若这些国家的药企拒绝对美实施优惠价格,美国的报复性关税可能引爆新一轮药品贸易战,甚至引发跨国药品短缺。

尽管该行政令尚未触及强制执行层面,但其政策信号已足够明确:美国正试图以消费市场之重构,对全球药品定价规则“改写剧本”。问题在于,这场变革的代价,究竟由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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