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伯克希尔·哈撒韦发布了2025年第二季度财报。在这份被市场高度关注的财务报告中，“股神”沃伦·巴菲特所管理的这家投资帝国交出了一份意外黯淡的答卷：净利润同比下滑59%，连续11个季度净卖出股票，全年迄今未回购一股公司股票。

而就在三个多月前，这位被誉为“奥马哈先知”的94岁传奇投资者，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宣布将于年底退休，完成他在投资舞台上的谢幕。

对许多投资者而言，这或许是一次信仰的考验。

净利润暴跌59%，“护城河”在塌陷？

根据财报，伯克希尔第二季度营收925.1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略有下降。而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仅为123.7亿美元，同比暴跌59%。
虽然表面看是“利润波动”，但如果追踪运营层面，能察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伯克希尔最核心的保险业务承保利润大幅走软，成为拖累整体运营利润的主因。

这意味着，即使铁路、能源、制造等传统“现金牛”业务维持增长，也无法阻挡整个投资机器的失速。尤其在经济周期的高点回落阶段，这些曾被视作“稳健护城河”的资产正在显露疲态。

巴菲特曾说：“当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而这一次，退潮的是他自己。

现金创纪录，投资却更“保守”

截至二季度末，伯克希尔的现金储备高达3441亿美元，仅略低于一季度的历史纪录。这笔巨额现金，是巴菲特长年“克制投资冲动”的结果，但市场开始质疑：他究竟是在等待机会，还是变得不再自信？

与之相对的是，一连11个季度持续净卖出股票，显示出伯克希尔正在系统性地“撤退”——最近一次是减持VeriSign，套现12亿美元，并借此将持股降至10%以下，以规避监管披露义务。

不仅如此，今年上半年，伯克希尔未进行任何股票回购，尽管公司股价从高点下跌逾10%，理论上为回购提供“合理窗口”。这让市场更加不安：巴菲特是否不再认为伯克希尔“被低估”？

卡夫亨氏：“巴菲特失误”的象征

在这份财报中，另一个刺眼的数据是：伯克希尔对其持有的卡夫亨氏股份计提38亿美元减值，将账面价值降至84亿美元。尽管仍有账面盈利，但这项2015年的并购，已被投资界广泛视为巴菲特罕见的“战略误判”之一。

在消费趋势转向健康饮食、品牌认同式微的时代，卡夫亨氏身处结构性衰退泥潭，其股价已从高点跌去逾六成。巴菲特投资逻辑中“品牌恒久价值”的核心信条，正遭遇现实的猛烈修正。

“巴菲特溢价”正在从股价中剥离

自巴菲特宣布退休以来，伯克希尔A类股股价已下跌超过12%，大幅跑输大盘。分析师指出，这并非业绩短期波动的反映，而是市场对“巴菲特溢价”——即他个人品牌对股价带来的估值溢价——正在悄然退潮的预期反映。

“继承人格雷格·阿贝尔虽有多年运营经验，但并没有巴菲特那种‘价值感召力’。”CFRA分析师Cathy Seifert表示，“投资者不再愿意为‘信仰’买单，他们要看到实打实的投资动作与收益率。”

更让人担忧的是，在当前防御性资产不再受宠、资金流向更具成长性的科技或新能源板块的背景下，伯克希尔“古典重资产+保险”的模型正显露周期老化痕迹。

谢幕前的“减配”，预示什么？

更值得玩味的是，在这份充满信号的财报中，伯克希尔罕见地对川普可能上台带来的关税风险发出严厉警告——措辞之激烈，前所未有。

这是否暗示，巴菲特正为卸任后可能更剧烈的地缘与政治不确定性“减配”资产？他用一个又一个季度的减持告诉市场：现在不是下注的时候。

这是信号，亦是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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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巨头Rogers最新宣布：从2026年起，旗下绝大部分员工将被要求每周五天全勤返岗办公。这意味着，加拿大最大的私营雇主之一，正在全面终结疫情以来的远程办公时代。

这一决定迅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就在一周前，道明银行也发布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返工计划。皇家银行、丰业银行、蒙特利尔银行——这些加拿大经济的支柱性雇主正集体掀起一场“办公室回归潮”。

但这真的是一场“回归”吗？对于越来越多将生活节奏重新建立在“家中工作”基础上的普通打工人而言，这或许更像一场逆流。

“我们已经证明了可以远程高效工作，”住在多伦多郊区的教师Cherie Lamont告诉记者，“强制把我们送回办公室，只是为了满足某种老派管理文化的幻想。”

在疫情期间，无数公司依靠Zoom和Slack维系运转，员工习惯了在厨房边烤面包边回复邮件，也习惯了下班后一杯红酒不必再等一小时通勤。如今，这种生活方式被迅速剥夺，引发的抵触情绪正在发酵成一股看不见的离职潮。

根据Angus Reid最新调查，高达60%的加拿大人希望主要在家办公，近八成更倾向于至少部分远程办公。更令人警觉的是，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坦言：如果公司强制返岗，他们宁愿辞职。

“这不只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多伦多都市大学教授Ope Akanbi指出，“这是关于工作权力的重新分配——疫情期间，员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空间，如今又被收回。”

法律专家指出，雇主并非总有“绝对胜利”的权力。雇佣合同中若明确写有远程条款，单方面取消可能构成“变相解雇”（constructive dismissal），雇主甚至可能因此面临赔偿风险。就算合同未写明，若员工已连续多年远程办公，法院在特定情境下也可能认定这是“默认约定”。

但对于一些人来说，返岗并非只关乎喜好，而是生存代价。居住在Alliston的行政人员Devi Rajkumar，每天需耗费两小时通勤。她告诉记者：“我并不反对与人面对面工作，但把我们拉回办公室前，难道不能考虑哪种安排对员工和组织都更好？”

企业为何要坚持全面返岗？Rogers给出的说法是：团队协作、学习机会、公司文化。但在职场观察人士眼中，这背后也隐藏着不安的高层焦虑。

“传统企业担心控制力的丧失。”一位不愿具名的HR专家表示，“他们习惯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管理模式。”

不可否认，远程办公也有其短板——孤独感、边界模糊、晋升不均。但问题是，加拿大职场是否准备好了真正意义上的“灵活办公”制度设计，而不是“强制归队”？

办公桌已经重新擦亮，但坐回椅子上的人，是否还愿意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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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的超市货架之间，一场悄然进行的抵抗正愈演愈烈。不是举旗游行，也没有口号标语，而是从一个个商品标签开始——那里写着“Made in USA”。

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用自己的钱包表达愤怒。从放弃美国产品，到拒绝跨境旅行，乃至“终身抵制”，这场非官方的、分散的、不由政党主导的民间“消费反击战”，正以一种近乎仪式化的方式在全国蔓延。

贸易对抗引发“购物自觉”

“我不会再买美国货了。”这句话在2025年的加拿大，已不再只是情绪发泄，而成了许多消费者实实在在的生活原则。

“我每天都在查看商品的来源标签，”来自渥太华的Rita Bailey对本报说，“只要是美国制造的，我就会放回货架上。”Rita今年75岁，自称在“有生之年都不会改变立场”。她认为这种自觉“不是愤怒，而是尊严的坚持”。

愤怒的起点？是边境另一边的政客。

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征收铝钢关税、重启软木争端，再到近期加拿大农产品面临的报复性征税，加拿大公众对华盛顿的不满正在通过最日常的方式发泄出来——消费选择。

“这不是左翼情绪，也不是反美主义。”政治学者凯瑟琳·沃伦（Catherine Warren）告诉《卫报》，“这是一种对不对等贸易制度的直觉反弹，是个人将国际政策转化为‘购物伦理’的方式。”

拒买，拒走：边境不再是便利，而是原则

Larry Sharpe住在安省尼亚加拉地区，离美加边境不到20分钟车程，但自特朗普上任起他就决定“绝不越境”。“我们过去每个月去美国两三次，现在连油都不在那里加了。”他说。

与他有同样决定的，还有曾经热衷“雪鸟式南迁”的退休老人。Karen Mount以往每年冬天都会前往佛罗里达避寒，如今她选择留在安大略。“我不愿在一个正在打压我们国家的地方花一分钱。”

她还开始在本地农贸市场购买农产品，甚至学习辨认各类水果标签：“我能从一个芒果的贴纸里，看出它来自哪里。”她笑着说。

从雪茄到袜子：一场“标签狂魔”式的觉醒

这一波抵制，已经让不少消费者对日常生活进行了“系统改造”。“我取消了Netflix，也不再用Amazon Prime。”Garry Semple说。他甚至将一些美国产基金转回加拿大，“我不想再为他们的金融系统供血。”

当然，也有“挣扎”的时刻。Karen Mount坦言，唯一的例外是Smartwool袜子——一种质量上乘但产地为美国的登山袜。“它们太舒服了，我买了一双。但只这一双。”

消费即身份：这是文化认同的边界防守

这场由消费者主导的运动，其实远不止于经济博弈。它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加拿大人并不讨厌美国人，”政治传播学者阿里·德雷克（Ari Drake）指出，“但他们厌倦了作为邻居却总在政策上被欺负。”在他看来，这种日常行为背后，是一个国家如何用民众行为捍卫尊严的尝试。

接下来呢？

尽管政府未对公众的抵制情绪做出直接回应，但商家已经开始察觉趋势变化。一些超市开始标明“非美国产”标签，加拿大品牌也在营销中突出“本地制造”与“公平贸易”概念。

“我们不需要一场战争，但我们需要被尊重。”Sharpe最后说，“如果这意味着我要花多10分钟看标签，那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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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围绕燃油车未来与加拿大汽车产业命运的政治博弈，正迅速成为加国联邦大选前夕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

本周，保守党领袖皮埃尔·博励治（Pierre Poilievre）在其Facebook与官网上指责自由党计划对燃油车征收高达2万元的新税，是“对辛苦工作的加拿大家庭和本国制造业的直接攻击”。他称该政策为“卡尼税”（Car(ney) Tax），并誓言将在其上台后“立即彻底废除”。

据他透露，自由党政府计划从2026年起，对每辆超标燃油车征收2万元罚金，作为推动汽车行业电动化的惩罚性措施。该机制将倒逼制造商大幅削减燃油车销售额度，并最终于2035年前实现全面禁售。

转型愿景遇上现实阻力

这一政策来自总理马克·卡尼提出的《零排放强制销售法》，旨在加快本国脱碳步伐，并确保加拿大电动车在全球绿色经济重组中占据有利地位。根据自由党政府的规划，加拿大将在2030年前实现轻型新车销量中六成为电动车，2035年后全面禁止销售新燃油车。

卡尼办公室此前曾指出：“这不是对消费者的惩罚，而是对制造商的明确信号：未来的市场将由零排放驱动。”政府亦承诺提供电动车购车补贴、高速充电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对本地电池产业的税收优惠。

然而，博励治称这完全是一场“激进的意识形态项目”。他指出，在温尼伯、萨德伯里等气候严寒地区，电动车的续航和电池稳定性“远远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并引用加拿大汽车协会的研究称，-15°C下电池性能将损失40%以上。

行业恐慌：3.8万人工作或受威胁

更令产业界担忧的是经济连锁反应。《加拿大经济学期刊》最近的一份研究指出，若卡尼政策如期推行，将可能导致多达38,000个汽车相关岗位流失，整体产业可能损失最高达1387亿加元，影响深远。

博励治强调：“我们不能把加拿大工人的工作送往美国，这正是川普希望看到的局面。”
他宣布保守党将设立“保障加拿大就业基金”（Keep Canadians Working Fund），用于安省Oshawa与Windsor等汽车制造重镇的就业过渡和再投资。与此同时，他承诺撤销所有针对燃油车的惩罚性新税，并继续为本国制造车辆减免消费税（GST）。

自由选择 vs. 国家规训

这场争论已远不止一项政策层面的技术之争，而更像一场对“现代生活方式”控制权的政治角力。

自由党强调“系统性转型”是不可逆趋势，加拿大不能在全球电动化竞争中落后。环境部长曾表示：“我们必须在环保与就业之间找到融合点。做得早一点、痛一点，总好过未来全盘失控。”

而保守党则将此叙述为一场对“中产阶级自由”的压迫。博励治反复强调，“司机应该有权决定开什么车，不该让政府逼迫你买电动车。”

电动车未来陷入“政治纠结”

尽管加拿大在吸引电池工厂和整车制造商方面取得初步成果，但若政策不稳定，企业投资信心可能受挫。Stellantis与大众等车企高管私下透露，他们“希望看到未来政策具备可预测性”。

目前，联邦和安省政府已承诺提供数十亿加元的补贴，用于支持本地电动车和电池制造产业。是否坚持执行这些合同，亦可能成为未来政策“退场”的关键争议点。

写在最后

卡尼税是否成为真正落地的燃油车终章，仍需数月政治角力来定夺。但这场风暴已清楚揭示，加拿大在通往绿色经济的转型路上，走得并不平坦——既有全球结构变革的压力，也有国内政治极化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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