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在多伦多小意大利街区，一位91岁的老人在收容所的床垫上度过了他20年来第一个没有家的夜晚。

文图洛（Isidoro Ventullo），是一名居住于Clinton街一间一居室公寓的长者，自2004年起就在这片街区生活。但本周一，在法警登门送达驱逐通知后，他被迫离开熟悉的住所——这是他自称“花了两年半时间对抗臭虫、自己维修地板”的地方。

“他们告诉我，‘你必须走人。’但这里是我活了20年的地方啊，”文图洛说，眼中满是疲惫与不甘。

据悉，房东德梅洛父子以“自住”为由提出驱逐，并称该单元将由其老父亲入住。尽管这一理由在法庭上最终获得支持，但文图洛坚持认为，这不过是他举报室内虫害问题后的“报复驱逐”。

政策漏洞？驱逐的“合法”面具

安省目前的租金管制制度允许房东在驱逐现有租户后，为新租户设定更高租金。一些市议员和社会倡导者指出，这一政策正在鼓励房东寻找“合法”的驱逐借口，以清空低租金单位，从而实现市场化收益。

“这不是个例，这是福特政府租金政策下的常态化驱逐。”大学-玫瑰谷选区市议员萨克斯（Dianne Saxe）痛斥道，“长期租户变成了房东想摆脱的‘负资产’。他们被迫离开熟悉的社区，只因他们的租金太便宜。”

萨克斯表示，目前市政府正努力为文图洛寻找一个长期住所，尽量靠近其医疗资源与社区支持网络。

社区的哀叹：我们失去的不只是邻居

Clinton街上的居民将文图洛称为“活地标”。“这太疯狂了，他是我们街坊里的一部分，”一位邻居说，“赶走他，不只是让一个老人无家可归，更是让整个社区心碎。”

尽管文图洛暂时被安置进收容所，但没有人知道他下一站会去哪里。CBC记者联系了安省市政事务与住房部，但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应。

“合法”的驱逐是否就等于“正义”？

加拿大的城市贫困问题早已从“无家可归”蔓延至“住房失控”。当一个91岁的老人，被制度性驱逐出社区时，城市还能自称宜居、温和与有爱吗？

在晚年失去家园的不只是文图洛，更是一个社会对“可负担住房”承诺的集体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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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睡在地铁出口、桥洞之下、公园长椅上；他们的平均年龄是44岁，本应处在人生稳定的中段，却被城市边缘化，逐渐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

一份最新出炉的《街道需求评估报告》披露：截至2024年10月，多伦多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已突破15,400人，是2021年疫情初期的两倍以上。这不仅是一场住房危机，更是社会结构松动的警号。

数据显示，当前每晚约有9,000至10,000人依靠收容所系统生存，而系统已经饱和。更令人震惊的是，仍有逾1,600人露宿街头，他们不仅是数字，更是这个城市无法托起的生命。

住房，不只是屋顶
4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之所以流落街头，是因为“负担不起房租”。一间单身公寓的平均租金早已远超安省工场计划（OW）和安省残障支持计划（ODSP）等社会援助所能承载的范围。经济不对等正在形成一道巨大的“入住房门槛”。

尽管市府在过去一年为4,300人找到了住房，收容所也接纳了1,078名露宿者，但相较无家可归人数翻倍的趋势，这些努力仍显杯水车薪。

一场关于“谁是我们”的公共危机
更深层的问题是：无家可归者的“群像”正在改变。在接受调查的3,682人中，58%自认是黑人，而该群体在多伦多总人口中只占10%。这一失衡揭示出，种族与经济阶层的不平等正深深交织，系统性歧视已蔓延至城市的最底层。

健康问题更是无家可归人群的沉重包袱——44%表示正经历心理健康挑战，四分之一承受慢性疾病或药物成瘾困扰。这些人不仅缺乏住所，更无力获得适当的医疗与心理支持。

危机，并不遥远
这不是一小群人的困境，而是城市系统“漏斗效应”的末端。正如多伦多大学城市政策研究员所言：“当社会无法托底最脆弱的群体时，中产与底层之间的距离也在日渐缩小。”

在AI和资本大量涌入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却被甩出体制。一个多元、富裕、国际化的多伦多，却承受不起1.5万人最基本的居所保障，这无疑是一种现代都市的“文明悖论”。

无家可归不是选择，而是结果。是政策不作为的结果，是经济结构失衡的结果，是公共意识缺失的结果。

谁来承担这个代价？如果不想在未来看到更深的断裂，也许答案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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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在多伦多东区被刺身亡，成为该市2025年第19起凶杀案的受害者。这起事件发生在7月5日晚间，地点位于湖滨社区Coxwell Avenue以西、Eastern Avenue与Woodward Avenue之间的商业街区。

多伦多警方确认，死者名为Abdoul Aziz Sarr，是居住在本地的青少年。事发当晚10点刚过，急救人员接报赶到现场，发现Sarr倒在一处快餐店附近，身上有明显刀伤。他随后被送往医院抢救，最终不治身亡。

警方表示，目前尚未掌握嫌疑人信息，也未做出任何逮捕。调查人员正在调阅案发地周边监控录像，并呼吁目击者或知情人士提供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这起案件是本市近年来最年轻的凶杀案受害者之一。警方尚未透露本案是否涉及帮派暴力或校园冲突，但表示“不会排除任何可能”。

这起案件也凸显出近年来多伦多城市治安形势的恶化。尽管枪击案持续受到社会关注，但警方统计显示，近两年青少年涉刀具暴力案件持续攀升，仅2023年与未成年相关的持刀事件就同比上升22%。

Sarr的死在社区引发震惊与哀悼。据邻居回忆，他是一个“安静、友善、热爱足球”的孩子，原本计划在秋季加入学校代表队。

“这是一场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剧。”一位社区组织者表示，“14岁，不应该死在街头。”

湖滨东区是多伦多重点再开发区域之一，但基础社会服务资源配置严重不足。近年来，随着房价上涨和租金压力加剧，部分家庭被迫搬入治安薄弱的边缘地带，而社区青少年的安全保障也日渐失控。

据警方数据，截至2025年7月初，多伦多凶杀案数量同比上升约12%，大部分发生在东区和西南区。这些区域普遍缺乏青少年项目、心理辅导和社会服务资源，被认为是城市“防暴脆弱带”。

社区人士呼吁政府加大对学校外社工网络、社区治安与青少年心理支持的投入，而不仅仅依靠增加警力应对治安问题。

目前，警方呼吁任何知情者，尤其是事发当晚在Eastern Ave一带的行人或司机，主动联系警方或匿名拨打犯罪举报热线。调查仍在持续进行。

这名14岁少年的死，不只是一个数字的增加，也再次暴露出多伦多在青少年安全防护网中的漏洞。一个城市的未来，或许就埋藏在这个沉默少年的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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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北部偏远小镇Cochrane，一场关于“吃饭权利”的危机正悄然扩散。这个仅有5500人的安大略小镇，今年已有超过3900人依赖当地食物银行获取日常所需——相当于全镇73%的人口。

这是一个沉重的数字，它不仅反映了经济现实的残酷，更撕开了这个富裕国家在人道安全网上的裂缝。

“这是我从业二十年来从未见过的局面，”Cochrane食物银行负责人Ardis Proulx-Chedore哽咽地说，“我们不是在发放额外补助，而是在确保人们今晚能不能吃饭。”

【一个求助镇的“求生书”】

面对激增的需求，Cochrane镇议会于6月10日紧急通过动议，宣布进入“粮食不安全紧急状态”，成为安省为数不多公开承认“社区饥饿问题”的地方政府之一。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上有资金注入——它只是一次制度的呼救。镇长Peter Politis表示，这项声明的意义，在于承认饥饿是一种公共政策失败，而非个体懒惰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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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危机：高通胀+低就业+弱救助】

2023年，加拿大食品价格上涨了近10%，而在Cochrane这样的偏远地区，由于运输、供应链等额外成本，通胀体感远高于全国平均。

这个以林业与旅游为主的小镇，近年来遭遇行业萎缩，工作岗位大量流失。居民在“交房租”与“吃晚饭”之间，被迫做出选择。

2024年前五个月，接受援助的家庭已突破419户，远超2023年全年纪录。

【谁在挨饿？不是流浪汉，而是带娃的妈妈】

与传统印象中“街头露宿者”的食物银行形象不同，如今前来求助的，越来越多是年轻母亲、打两份工仍入不敷出的单亲家庭、养老金无法应对涨价的退休老人。

“有些人把车停在街角，等其他人走了才进来领食物包，生怕被邻居看到。”一位志愿者低声说。

【慈善撑不了体制的漏洞】

面对爆炸式增长的需求，食物银行的资源正迅速耗尽。Proulx-Chedore表示，尽管志愿者尽力而为，但“我们正在为一个系统性问题打补丁”。

她呼吁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恢复电价和食品补贴，并加大对偏远地区的资金投入，“否则明年我们要面对的可能是社区性营养危机”。

【制度失灵下的沉默“饥饿”】

加拿大反贫困联盟的顾问指出，目前联邦的“食品补贴金”设计上更倾向于中产消费者，在偏远地区根本覆盖不到真正的高风险群体。“加拿大正在出现第一代‘工作却吃不饱’的贫困人口。”

而Feed Ontario等非营利组织也在敦促省府将偏远社区视为政策优先区，否则**“饥饿将不再是个别事件，而是新的日常”。**

【结语：不是吃不起鱼子酱，而是吃不起饭】

Cochrane的故事不是例外，而是警钟。一个国家在讨论“AI监管”“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时，也必须有勇气直面最朴素的问题：我们能不能保证每一个人，每一天，至少吃上一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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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年里，“65岁退休”是加拿大人耳熟能详的社会默认剧本。但这部剧，正在悄悄改写。

一方面，法律没有变。 加拿大人仍然可以在65岁申领老年保障金（OAS）和加拿大养老金计划（CPP）。但另一方面，现实已变：更长的寿命、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政府养老金激励结构的调整，正在推动一场不言而喻的“退休再定义”运动。

退休≠停止工作

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仍在工作的加拿大人比例，已从2000年的约10%翻倍至近年约20%。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选择**“渐进式退休”**：延迟申领福利，兼职、顾问式工作或自雇延续收入。退休不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一个过渡过程。

福利制度：鼓励延迟而非提早

政府并未强行提高退休年龄，而是通过**“差异化领取机制”**影响行为：

• CPP可在60岁起领取，但每提前一个月减少0.6%，提前5年即减少36%；
• 若延迟到70岁，每月增加0.7%，总计提高42%；
• OAS同样可延至70岁，领取金额提高36%。

换言之，晚退休正在被制度“奖励”。

财政焦虑背后的“政策信号”

尽管2016年政府曾撤回将OAS领取年龄提升至67岁的提案，但人口老龄化压力并未消失。加拿大65岁以上人口比例预计在2030年达到25%。CPP和OAS的可持续性成为财政预算中不容忽视的挑战。

相比于强制提高退休年龄，政府似乎更愿意通过**“诱导式延迟”**方式，悄然引导民众调整退休计划。

新一代的“退休理性”

对即将退休的工薪族而言，今天的选择不再是“领还是不领”，而是：“何时领，如何搭配其他储蓄与投资”。

独立财务顾问米歇尔·杜蒙特表示：“现在没有标准答案。退休年龄不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能力指标——你能否支撑20到30年的退休生活。”

她建议客户将CPP和OAS的选择视为一个现金流规划工具，而非简单的时间表。“延迟申领固然诱人，但也必须结合你的寿命预期、健康状况和私人储蓄能力来判断。”

结语：下一代的65岁，未必是你父母的65岁

在通胀常态化、医疗成本上升的今天，加拿大人正重新定义退休：从“何时可以退”，到“何时退得起”。

这也许是未来几十年最深刻、最静悄悄的社会变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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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娜和汤马斯·杜博科原以为，花五千多元买来的沙发能带来舒适与品质。结果，他们得到的是一套“需要每天拍打维护”的羽毛填充家具，一坐两个小时就塌陷。他们不满退货被拒，最终将家具店告上卑诗小额索赔庭，并赢得了500元的赔偿。

这起看似微不足道的消费纠纷，却引发了更广泛的疑问：在信息不对称的销售环境下，消费者是否真有能力做出“知情选择”？

“如果知道是羽毛，我绝对不会买！”

事件始于2023年11月，这对夫妇在高贵林市Muse & Merchant门店购买了一套Kalie沙发和两张脚凳，支付总额达5,608.95元。但仅仅七个月后，他们便发现沙发坐垫“坐几个小时就瘪了”，不得不反复拍打才能恢复形状。

而销售人员并未告知这是一款以羽毛填充、需要日常手动“抖动”的产品。杜博科夫妇称，他们明确告诉店员，自己寻求的是“稳固、不过于松软的家具”。如果早知道维护要求繁琐，绝对不会购买这款沙发。

沙发没坏，是你不会用？

家具店方面坚称产品没有缺陷，只是消费者不了解“羽毛坐垫”需要维护的特性。店家曾建议他们支付1,232元更换为泡沫芯填充，遭拒。

商店老板甚至亲自登门查看沙发状况，主张消费者“只是后悔买了”，不应退货。

法官怎么看？

审理案件的Wilson Lee法官裁定，这款沙发虽无功能性故障，但商家确实未充分履行说明义务，违反了双方合约中“维持形状和外观”的合理预期条款。

裁决指出，制造商Stylus在沙发保修条款中明确提醒：销售Feathersoft羽毛垫的零售商需“确保客户了解这种填充物的特殊维护要求”。而Muse & Merchant的销售人员却并不知情。

“不能期待消费者在店内短暂试坐时，就意识到沙发一小时后会变形。”法官写道，“这已超出一般试用经验范围。”

这500元的意义

虽然这笔赔偿金额不高，却再次引发对“消费信息透明度”的讨论。消费者权益专家指出，加拿大小额索赔法庭对这类日常生活中的“不公平交易”仍提供了重要救济通道。

在物价上涨、家具成本持续攀升的当下，每一次消费决策都意味着不小的支出。此案提醒人们——家具有无“陷阱”，不仅在看得见的价格，更在商家是否讲清了“看不见的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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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政府再度提高国际学生的经济门槛。联邦移民、难民及公民事务部（IRCC）日前宣布，从2025年9月1日起，申请学习许可的申请人需提供至少$22,895加元的年度生活费资金证明，比现行标准高出近11%。

这已是两年内第二次大幅上调：2024年初，联邦政府刚将“过时”的$10,000生活费标准一举翻倍至$20,635；而此次进一步上调，意味着对留学生的财务背景提出更高要求。

IRCC解释，新标准是与加拿大统计局最新低收入线（LICO）挂钩的结果，旨在“保障留学生基本生活质量，减少他们因经济拮据而非法打工、学业受阻甚至陷入剥削的风险”。

相比其他留学热门国家，加拿大此举更显激进。

• 加拿大：$22,895（2025年起）
• 澳大利亚：$21,826
• 新西兰：$20,340
• 英国：$15,680~$20,447
• 美国：约$13,500（按USD计）
• 丹麦：仅$1,175

虽然标准提升意味着更多经济准备，但部分业内人士认为这是“理性回归”。留学服务机构EduNorth负责人陈亦佳指出：“旧有的$10,000标准根本无法支撑多伦多、温哥华等城市的基本生活，现实中很多学生一到加拿大就陷入经济焦虑，甚至无法按时注册、租房或购买教材。”

新政的利好也在于预期稳定性。
IRCC承诺未来将以LICO作为动态调整基准，每年透明调整一次，避免多年不变的资金标准误导申请人。

不过，**也有批评声音认为，该政策或加剧留学生来源国的不平等，**特别是来自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申请人，“看得到加拿大，却越来越进不来。”

未来政策走向亦引人注目。预计2026-2028年移民配额将维持45万/年水平，而快速通道与省提名（PNP）将更倾向高技能、STEM、法语人才。这可能意味着：加拿大将不再“广纳”留学生，而是通过“筛经济能力+筛专业匹配”，让移民转学签的通道更精准、但门槛更高。

对于准备明年递交学签申请者来说，现在就必须根据新标准做出资金规划。一位资深移民顾问表示：“9月政策生效，但银行存款、奖学金或GIC证明必须提前3-6个月准备，留学生的窗口期已经开始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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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夏季高温的持续蔓延，北美及全球多个国家已进入“酷热模式”。然而，不少车主仍忽视了一个潜在危险源：高温季节下的车辆安全隐患。据统计，因车内爆炸物、爆胎、空调故障等引发的交通事故在每年6月至9月显著上升，专家提醒：这6个方面，事关生命安全，必须严查。

第一，清空“爆炸物”级别车内物品。
防晒喷雾、打火机、充电宝、碳酸饮料、花露水、压缩香水……这些在车内随手一放的“日常用品”，其实在烈日暴晒下可能瞬间变身“定时炸弹”。阳光下车内温度可飙升至60℃，极易引发爆炸或自燃。多地消防局已发布警告，呼吁车主严防“随车炸弹”。

第二，检测胎压，防止“爆胎致命”。
夏季因“热胀冷缩”原理，胎压本就偏高，加上高温地面摩擦力增强，长途驾驶爆胎几率大增。专家建议：夏季胎压应比正常值略降10%，并尽量避免暴晒后立刻上路。

第三，检查车身排水系统，防“积水内涝”。
天窗、引擎盖、车门、油箱盖等部位的排水孔易被灰尘、落叶堵塞，台风季或暴雨中，一旦排水不畅，极可能导致车内进水、电路短路甚至熄火抛锚。

第四，及时更换雨刮器。
夏季突遇暴雨时，老化或无效的雨刮器是“视野杀手”。高速雨天行驶时，模糊视线可在数秒内酿成车祸。定期检查刮片胶条，是最基础的“保命操作”。

第五，空调异味别忽视。
很多车主忽略空调系统内的蒸发器长期潮湿带来的霉味问题，实际上这不仅影响空气质量，还易滋生细菌，威胁健康。建议每季度清洗一次蒸发器，并在熄火前用自然风吹干内循环系统。

第六，及时清除虫尸，保护车漆。
高速行驶后，车头常附着大量飞虫残骸，这些有机物含有酸性成分，若不及时清洗，可能腐蚀车漆，留下永久痕迹。夏季养成“回家洗车”的习惯，事半功倍。

结语：别等出事才后悔。
夏季用车不仅仅是享受清凉的空调和畅快的驾驶，更是对“隐性杀手”的应对。车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是你和家人的“移动生命舱”。请把它当作“夏日战车”，用细致的检查换来一路的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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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悄无声息却引发震荡的抓捕行动。

当地时间7月3日晚，一名年约63岁的中国籍女子Yuee Ruan刚抵达澳大利亚悉尼国际机场，便被警方当场逮捕。与此同时，一名华裔男子亦在布里斯班机场试图登机返华时落网。警方表示，两人疑为一个国际诈骗团伙的成员，涉案金额高达13万澳元，受害人为一名年迈女性。

据警方透露，二人长期活跃于华人社区，精通普通话，使用“祈福”、“化灾”等传统宗教迷信元素骗取长者信任，以“高人加持”为名获取金饰与现金，再迅速潜逃出境。

这种手法，在亚洲移民密集的西方国家已非首次。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这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牵连至一个横跨中澳加的地下诈骗网络，其作案模式、选址策略与成员角色高度专业分工，令人震惊。

“这更像是一场社会心理战，而非普通诈骗。”澳大利亚新州警方刑侦官员如此形容。

警方称，自2023年以来，仅悉尼一地就有80余宗类似案件，累计损失达300万澳元。大多数受害者为讲中文的年长女性，多数因羞耻感未报案，反而助长了骗子的猖狂。

受害人往往在唐人街、公园或老人活动中心等区域遭搭讪，数分钟内被引导相信“鬼魂附体”或“厄运缠身”，情绪被操控后自愿交出财物“作法加持”。警方称，部分案件甚至怀疑涉及催眠或化学物质。

加拿大亦非净土。温哥华、列治文、多伦多等地，过去十年多次爆出“祈福党”骗局。2024年3月，列治文一名女子就遭三名广东话诈骗者操控，最终在“神婆”的引导下损失3.7万元加币。

“这些团伙‘飞进飞出’，行踪隐蔽，语言精准，深谙华人文化心理。”一名加拿大皇家骑警官员表示，尽管警方已发布多次公共警告，但长者群体仍是最薄弱的环节。

目前，澳大利亚警方已针对该网络签发11份逮捕令，锁定25名嫌疑人，另有25人身份待确认。跨国执法合作呼之欲出。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文化型诈骗”正借助全球化移民流动与网络社群裂隙，迅速复制、传播、变种。若无更系统的社区教育、法律协作与文化理解，下一位受害者或许就在我们身边。

“不是迷信在骗人，是骗子在利用迷信。” 一位悉尼华人老人如此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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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ette Liu 从没想过，自己会重回餐馆的前台。那个小时候总在厨房门口偷吃春卷的地方，如今成了她与妹妹 Joanna 抗衡现实的“战场”。

她们接手的是父母在1980年代创办的粤东餐馆——一家融合中餐与印度风味的家族食堂，也是一代移民用血汗筑起的“加拿大梦”象征。然而，面对高涨的关税、租金、食材价格，以及人们外出就餐习惯的剧变，这个梦，似乎正在褪色。

“我们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延续父母一生的坚持。”Jeanette一边打包外卖，一边说道。就在两个月前，这家老餐馆几乎关门，她们在社交平台发起“最后一搏”的呼吁，才勉强续命。

在大多地区，这并非孤例。第二代移民接棒家族小生意的故事，越来越不浪漫。泰餐Salad King店主Alan Liu坦言，光是鸡肉成本，今年恐怕就得涨五成。“我们不断在问自己：这是暂时的低谷，还是不可逆的终点？”

《纽约时报》一项关于北美移民家族企业的研究指出，约70%的小生意在第二代就会失传。原因并非子女不孝，而是经济现实残酷。“父母那代人靠劳动、靠苦干可以翻身，但我们这一代，在算法、地缘政治和平台经济里，根本没有还手的空间。”Jeanette说。

更糟的是，即便她们愿意坚持，顾客是否买账，仍是未知数。疫情后，许多办公族转向远程工作，平日午餐时段空荡荡的餐厅成了常态。

“我们不能提价，因为顾客不想为熟悉的老味道付出更多。”她轻叹。

在安省金斯顿，一位瑞典移民后代经营的精品店Fancy That也面临类似困局。供应商因关税不再供货，一些品牌甚至已放弃明年春装生产计划。

但Jeanette仍坚持，在粤东挥舞锅铲的，不只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某种文化记忆的延续。“粤东不是一家店，是我们家的第八个孩子。”

“我想有一天，爸妈坐回熟悉的位置，看到顾客络绎不绝，可以安心退休，知道他们的牺牲没有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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