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
在短短一年内，安大略省超过一万名高校教职员工失去了工作，600多个专业项目被暂停或取消。这场被称为“省内高校史上最大规模裁员”的危机，远不止是预算紧缩的直接后果，它暴露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个高度依赖国际学生学费维持运转的高教系统，其本身是否已摇摇欲坠？

“这是我们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岗位流失。”JP 霍尼克，一位代表高校教职工的工会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透露，这些数据在工会与政府艰难的仲裁过程中才首次得以公开。而背后的财政黑洞，远远超出了多数人预期。

危机的导火索，是联邦政府今年宣布将国际学生签证发放数量削减35%。长期以来，安省高校依赖国际学生缴纳的高额学费填补省级拨款的空缺。但当这个“看不见的支柱”突然撤去，整个系统便瞬间失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副校长表示，“我们早已习惯把国际学生当作收入来源，而非教育对象。”她坦言，高校行政层多年来缺乏对资金风险的预判和应变机制。

此轮裁员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不仅人文学科和技能培训课程被大幅削减，连一些工程、护理等关键专业也未能幸免。最脆弱的是乡镇小型学院，由于更依赖海外生源，裁员比例高达三分之一。一些院校甚至开始合并院系、缩减实验课程、将传统课程“外包”为在线教学。

“我才刚上完第一个学期，就被告知我的专业将被取消，”21岁的Nadia是一名来自北约克的学生，她的媒体制作课程已经在校方官网上消失不见。“我感觉像是被整个系统背叛了。”

省政府回应称，将提高对高校的拨款3%。但专家指出，这杯水车薪式的补助，难以缓解15亿加元的系统性赤字。

在加拿大，教育向来是国家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但这场危机正在重新定义教育的角色：它还是公共服务吗？还是已被市场逻辑彻底改写？

或许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只是更大危机的前兆。随着全球各国重新审视对国际学生的依赖，安大略省这场高校地震，可能只是全球高等教育脆弱结构的一道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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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三，加拿大多伦多在体感温度突破40摄氏度与空气污染双重夹击下，迎来了被称为“最难熬的一天”。而最先感受到这种气候极端化影响的，正是孩子们——那些本该在暑假中奔跑玩耍的年幼身影，如今却被困在烟雾缭绕的城市角落。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通报，一股来自安大略北部和草原地区的残余山火烟雾仍在大气中滞留，与持续的热浪叠加，导致多伦多地区空气质量健康指数（AQHI）一度飙升至10+的“非常高风险”等级。

瑞士空气追踪机构IQAir的实时排名中，多伦多昨日一度跻身全球空气质量最差前十城市行列。

在这样一个本应炎热却不该“令人窒息”的夏季，多伦多各类夏令营与日托机构陷入两难：将孩子们留在通风不佳、空间受限的室内，还是冒着吸入颗粒污染物的风险，让他们在户外完成课程与活动？

“每当烟雾或热浪来袭，我们就必须紧急调整活动安排。”Toronto Athletic Camps的夏令营负责人Adib Razavi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周一，我们从早上5点就开始接到家长的电话。”

在万锦市一所以户外为主的罗宾汉夏令营（Camp Robin Hood），数十名儿童因家长担忧空气质量而缺席。主办方坦言，过去几年已经让他们“习惯了调整”，但频率之高仍然令人担忧。

事实上，从2023年创纪录的山火季节开始，加拿大中东部多地已多次经历类似的空气污染危机。许多日托中心不得不为此支付高昂的应对成本：额外添购空调设备、空气净化器，甚至缩减课程内容。

但即便在室内，也无法彻底隔绝烟雾。“你甚至能在教室里闻到烟味。”Treetop儿童中心执行总监Amy O’Neil说，“孩子们坐在空调房间里，但窗户紧闭、通风不畅，我们只能尽力减少影响。”

更大的问题在于——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引。

尽管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发出高温与空气污染警告，但他们强调，不会向夏令营或托儿所提供“具体关闭建议”。换言之，每一位运营者只能“凭经验”做决策。

“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天气警报，而是应对这种‘新常态’的系统性方案。”滑铁卢地区Creative Beginnings日托中心负责人Christa O’Connor说，“空气污染、紫外线、花粉、热浪——它们正在一起改变我们如何看待‘儿童安全’。”

加拿大气象局预计，本轮热浪将在本周四晚间结束。但无论这股高温是否退去，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已摆在眼前：当极端气候成为夏天的固定节目，我们是否准备好了保护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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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西海岸最繁忙的门户，原本平静的午后瞬间被击碎。

7月15日下午，一架小型飞机在温哥华国际机场（YVR）上空被通报“疑似遭劫持”，导致机场一度关闭全部跑道，数十航班延误、改道，现场一度陷入高度戒备。

警方随后确认，该事件确为“劫机”，一名男子在从维多利亚飞往温哥华的途中，声称劫持了机上的Cessna 172型小飞机。在引发塔台安全警报后，警方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社交媒体上曝光的画面令人震惊：至少五辆警车在北跑道上对准一架小型飞机，荷枪实弹的特警将一名双手举高的男子围捕。时间定格在下午1:45，现场气氛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城市战术演习”。

温哥华机场在下午1:30至2:09之间实施39分钟“起降冻结令”，所有航班暂停，机场通讯录音中，塔台指挥员语带紧张：“我们不清楚这架飞机的意图，所有飞行计划暂时等待。”

警方随后表示，劫持者为飞机上唯一的人员，无人受伤，也未造成财产损失。目前该男子已被拘捕，警方正在调查其动机以及是否患有精神健康问题或潜在风险因素。

不过，乘客和机场工作人员经历的惊魂时刻远未结束。

“我们已经在停机坪上坐了一个小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位打电话给1130 NewsRadio的乘客说，“当看到跑道上全是警车时，我感到极度不安。”

另有航班在起飞前遭到警犬搜查，不少航班改飞阿博斯福、纳奈莫等机场，机场大厅一度挤满滞留旅客。

“这起事件虽然规模不大，但打在温哥华人的神经上。”UBC犯罪学专家Sarah Liu对记者表示，“劫机一词具有极强的心理冲击力，它象征着秩序被突破的一瞬。”

这是近年来加拿大首次公开证实的“小型航空器劫持案”，虽然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引发了公众对私人飞行器监管漏洞的担忧。

温哥华国际机场已于下午3点全面恢复运营，但警方仍拒绝透露劫持者的身份与背景，仅表示“调查仍处初步阶段”。

安全事件之后留下的，不只是飞机滑行的痕迹，还有关于信任、制度与安全的重重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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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移民政策十字路口上，保守党领袖博励治（Pierre Poilievre）正大步跨越一条红线——他不再仅仅要求“削减”移民，而是公开主张：加拿大未来的移民净流入应为负数。

“我们的国家已经被‘开放边界实验’所拖垮。”在本周于渥太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博励治用一句话宣告了自由党移民路线的“终结”，并呼吁现任总理卡尼“启动负净移民政策”——即离境人数多于入境人数，以实现人口规模的“软着陆”。

他并未掩饰此举背后的政治意图。“数百万临时移民居留许可即将到期，是时候让加拿大‘赶上进度’了。”这番言论，引发了关于加拿大是否正在走向一种更系统化的反移民路线的质疑。

过去两年，加拿大人口年增长率高达3.1%，主要由非永久居民驱动，包括国际学生和临时外国劳工。这一群体占比在2024年初一度超过全国人口的7.5%。面对房屋危机、青年失业率高企与医疗资源紧张，自由党政府已逐步收紧移民配额，承诺到2027年底将非永久居民比例压缩至5%以下。

然而在博励治看来，这还远远不够。他强调：“我们需要的不是调整，而是颠覆。”

值得注意的是，“负净移民”虽听起来激进，却并非毫无土壤。根据最新民调，有过半受访加拿大人认为目前的移民速度“太快”。在一系列联邦补贴、社会资源紧张的背景下，公众对“吸纳能力”疲软的焦虑正日益上升。而这正是保守党所借力的民意波动。

但批评者警告，这种口号化的政策主张，可能助长种族主义与排外情绪，并损害加拿大一向以“移民国家”自豪的国际形象。

政策转向，还是价值抛弃？

如果说“开放边界”是一种道德叙事，那么“负净移民”则是经济焦虑的代名词。两者间的切换，正昭示着加拿大主流政治在对抗民粹浪潮中显现的裂痕。

加拿大是否准备好成为一个“限制型社会”？这不只是政策选择，更是一场价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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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发生在邻里之间的狗咬人事件，近日在卑诗省民事法庭有了裁决结果。法庭认定，宠物主人虽有疏忽，但受害者也未完全免责，因此双方各承担一半责任。这起案例不仅涉及伤害赔偿，更在社会上引发了关于公共空间责任界限的讨论。

事件发生在2024年3月，多伦多女子KK在自己所居住的大楼前散步时，经过邻居SF的露台前方，遭对方的狗突然袭击，腿部被咬伤，需缝四针并休息一周。KK随后提起诉讼，要求赔偿5,000加元，涵盖医疗费用、误工损失及精神伤害。

被告SF则辩称，KK当时“越界”进入其私人院子范围，狗的行为属于防卫反应，她本人不应承担责任。法庭调查指出，该狗狗虽然有拴带，却可能因皮带过长、围栏未封闭而得以冲出露台。由于狗主使用轮椅，无法实时看管，加上现场光线不足、设施未完工，仲裁庭认定狗主未尽妥善管理责任，构成疏忽。

然而，庭上证据亦显示，KK确实走进了露台围栏内侧，属于“灰色地带”。因此法官裁定，KK对事件也应承担一半责任。最终裁决中，SF需支付KK医疗费及精神损失金的一半，共计573.50加元。

本案虽然标的金额不高，却反映出“责任共担”在民事法理上的实践。卑诗省法律专家指出，类似纠纷常涉及模糊边界：私人空间与公共通道、邻里信赖与个人防卫、宠物权利与公众安全。

近年来，随着加拿大城市化加速和宠物数量激增，围绕狗咬事件的法律纠纷逐年上升。数据显示，仅温哥华地区2023年就有超400起犬只袭人报告，且多发生在住宅附近。市政法规定，狗主必须时刻掌控犬只行为，即便在私人领地内，也需防范其对他人构成潜在威胁。

本案虽以各打五十大板告终，但为城市居民敲响警钟：在人宠共处的社会中，法律不再仅仅问责“谁咬了谁”，更考量“是否尽到了合理预防义务”。而这，或许比赔偿金更值得我们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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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伦多租金突破天际的2025年夏季，一扇“窗户”成了全城最魔幻的笑话——只不过，这笑话背后的，是整个城市日渐荒诞的居住现实。

Reddit论坛“Slumlords Canada”最近爆出的一则租房帖震惊网友：一间位于唐人街地段、标价每月$900的出租房，窗户竟然是贴墙的P图风景照。照片里是一片阳光明媚的海滩，但实际上，它背后连一丝通风口都没有，只有墙壁。

“这已经不是创意问题，是赤裸裸的违法。”
一位网友愤怒地评论：“卧室必须要有合法逃生通道。一个不能呼吸的房间，还能叫房吗？”

伪窗户 ≠ 卧室

根据安大略省建筑法规（OBC）和多伦多市住房条例，一个被列为“卧室”的空间，必须有符合安全规范的窗户：面积不得低于地板面积的5%，窗台离地不超过1米，且必须可供紧急逃生。

而所谓的“贴图窗户”，无论在采光、通风还是安全角度，都无法满足这些要求。更关键的是，这样的房间在技术上不应该被列入合法租赁清单。

但现实中，类似的“假窗”并非孤例。在租房群体中，**“夹层棺材”、“帘子房”、“储物间转卧室”**等词汇早已不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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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东无底线，租客无选择

“我们不是想要什么豪华公寓，”23岁的应届毕业生Emily告诉VICE，“但现在在市中心，想找个透气的房间都难。”

数据显示，多伦多2025年第二季度的平均单间月租已突破$1,700。而低于$1,000的选择，大多意味着牺牲隐私、安全甚至合法性。

“这些房东知道，没人愿意投诉——不是怕事，是怕没地方住。”Emily说。她曾因投诉墙面发霉而被房东威胁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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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缺位，租房成生存战

多伦多市政府曾承诺加大对“非法出租房”的打击，甚至建立了“地下室房源稽查热线”。但面对庞大而碎片化的私人房东市场，加之监管人员数量有限，很多“伪合法房源”仍在社交平台和华人中介中活跃招租。

市议员Kris Morano表示，住房政策需要“从建筑许可到租金管制的系统性改革”，否则“就算拆了这张假窗户，还会有一百张假天窗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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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窗户的寓言

一张假窗户，揭开了一座城市真实又令人心碎的一面：
住不起的房、投诉无门的痛、以及年轻人“只求有个角落喘气”的无奈。

或许在2025年的多伦多，真正稀缺的不是住房资源，而是租客作为人的基本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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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3岁的史蒂芬妮来说，这是她人生最幸福的一周——一场盛大的婚礼，一位军人丈夫，一段即将开启的新生活。但就在新婚第七日，她在洪都拉斯著名度假胜地一处海滩拍摄蜜月照时，遭一道雷电直击，当场昏迷，不幸身亡。

目击者称，当时天空乌云翻滚，新郎克里斯蒂安正蹲在海边为妻子取景，雷电毫无预兆地划破长空，击中了这对情侣的身体。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试图为昏迷的新娘施以心肺复苏，但为时已晚。她的丈夫、洪都拉斯空军的一名年轻少尉也身受重伤，目前仍在住院治疗。

史蒂芬妮不仅是一位新婚妻子，也是一位拥有双学位的注册药剂师，生前在当地医疗机构工作。她的同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悼念，称她是“聪明、勤奋、富有同理心的专业人士”。洪都拉斯空军也罕见地为其发声哀悼，称她的离世“令人震撼而哀伤”。

这起悲剧也再次敲响了雷暴天气安全的警钟。在全球范围内，类似事件并非孤例。2014年，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一名18岁新生也在校园被雷电击中身亡。她当时为躲雨站在树下，不料雷电击中树干并通过导电将其当场击倒，身体严重烧伤，送医不治。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统计，美国每年平均约有20人死于雷击，而雷击相关的重伤和心理创伤事件则更多发生在缺乏及时预警和教育的地区。雷电击中人体时，电流可以在几毫秒内穿透心脏和神经系统，导致心跳骤停、肌肉痉挛、烧伤甚至当场死亡。

气象专家指出，许多悲剧原本可以避免。雷暴天气下，切忌在空旷地带逗留，尤其是海滩、山顶或树下。即便没有降雨，听到雷声也意味着雷击风险已经在附近，应立即寻找封闭安全场所躲避。

当前，洪都拉斯国家气象局尚未就事发当天是否提前发布雷暴预警作出说明，但事件已引发关于“极端天气下公共教育不足”的反思。尤其是在社交媒体时代，越来越多新人选择“婚纱大片”取景于野外或海边，但对天气风险的认知却严重不足。

正如一位气象专家在接受CNN采访时所说：“雷电不是遥不可及的天灾，它是可以被预测、预警、规避的自然现象。真正的悲剧，是我们对它的轻视。”

对克里斯蒂安而言，他的人生在一瞬间被改写。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幸福的画面可能在一秒内化为永别，安全从来不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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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多伦多小意大利街区，一位91岁的老人在收容所的床垫上度过了他20年来第一个没有家的夜晚。

文图洛（Isidoro Ventullo），是一名居住于Clinton街一间一居室公寓的长者，自2004年起就在这片街区生活。但本周一，在法警登门送达驱逐通知后，他被迫离开熟悉的住所——这是他自称“花了两年半时间对抗臭虫、自己维修地板”的地方。

“他们告诉我，‘你必须走人。’但这里是我活了20年的地方啊，”文图洛说，眼中满是疲惫与不甘。

据悉，房东德梅洛父子以“自住”为由提出驱逐，并称该单元将由其老父亲入住。尽管这一理由在法庭上最终获得支持，但文图洛坚持认为，这不过是他举报室内虫害问题后的“报复驱逐”。

政策漏洞？驱逐的“合法”面具

安省目前的租金管制制度允许房东在驱逐现有租户后，为新租户设定更高租金。一些市议员和社会倡导者指出，这一政策正在鼓励房东寻找“合法”的驱逐借口，以清空低租金单位，从而实现市场化收益。

“这不是个例，这是福特政府租金政策下的常态化驱逐。”大学-玫瑰谷选区市议员萨克斯（Dianne Saxe）痛斥道，“长期租户变成了房东想摆脱的‘负资产’。他们被迫离开熟悉的社区，只因他们的租金太便宜。”

萨克斯表示，目前市政府正努力为文图洛寻找一个长期住所，尽量靠近其医疗资源与社区支持网络。

社区的哀叹：我们失去的不只是邻居

Clinton街上的居民将文图洛称为“活地标”。“这太疯狂了，他是我们街坊里的一部分，”一位邻居说，“赶走他，不只是让一个老人无家可归，更是让整个社区心碎。”

尽管文图洛暂时被安置进收容所，但没有人知道他下一站会去哪里。CBC记者联系了安省市政事务与住房部，但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应。

“合法”的驱逐是否就等于“正义”？

加拿大的城市贫困问题早已从“无家可归”蔓延至“住房失控”。当一个91岁的老人，被制度性驱逐出社区时，城市还能自称宜居、温和与有爱吗？

在晚年失去家园的不只是文图洛，更是一个社会对“可负担住房”承诺的集体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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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睡在地铁出口、桥洞之下、公园长椅上；他们的平均年龄是44岁，本应处在人生稳定的中段，却被城市边缘化，逐渐消失在公众视野之外。

一份最新出炉的《街道需求评估报告》披露：截至2024年10月，多伦多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已突破15,400人，是2021年疫情初期的两倍以上。这不仅是一场住房危机，更是社会结构松动的警号。

数据显示，当前每晚约有9,000至10,000人依靠收容所系统生存，而系统已经饱和。更令人震惊的是，仍有逾1,600人露宿街头，他们不仅是数字，更是这个城市无法托起的生命。

住房，不只是屋顶
4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之所以流落街头，是因为“负担不起房租”。一间单身公寓的平均租金早已远超安省工场计划（OW）和安省残障支持计划（ODSP）等社会援助所能承载的范围。经济不对等正在形成一道巨大的“入住房门槛”。

尽管市府在过去一年为4,300人找到了住房，收容所也接纳了1,078名露宿者，但相较无家可归人数翻倍的趋势，这些努力仍显杯水车薪。

一场关于“谁是我们”的公共危机
更深层的问题是：无家可归者的“群像”正在改变。在接受调查的3,682人中，58%自认是黑人，而该群体在多伦多总人口中只占10%。这一失衡揭示出，种族与经济阶层的不平等正深深交织，系统性歧视已蔓延至城市的最底层。

健康问题更是无家可归人群的沉重包袱——44%表示正经历心理健康挑战，四分之一承受慢性疾病或药物成瘾困扰。这些人不仅缺乏住所，更无力获得适当的医疗与心理支持。

危机，并不遥远
这不是一小群人的困境，而是城市系统“漏斗效应”的末端。正如多伦多大学城市政策研究员所言：“当社会无法托底最脆弱的群体时，中产与底层之间的距离也在日渐缩小。”

在AI和资本大量涌入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却被甩出体制。一个多元、富裕、国际化的多伦多，却承受不起1.5万人最基本的居所保障，这无疑是一种现代都市的“文明悖论”。

无家可归不是选择，而是结果。是政策不作为的结果，是经济结构失衡的结果，是公共意识缺失的结果。

谁来承担这个代价？如果不想在未来看到更深的断裂，也许答案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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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在多伦多东区被刺身亡，成为该市2025年第19起凶杀案的受害者。这起事件发生在7月5日晚间，地点位于湖滨社区Coxwell Avenue以西、Eastern Avenue与Woodward Avenue之间的商业街区。

多伦多警方确认，死者名为Abdoul Aziz Sarr，是居住在本地的青少年。事发当晚10点刚过，急救人员接报赶到现场，发现Sarr倒在一处快餐店附近，身上有明显刀伤。他随后被送往医院抢救，最终不治身亡。

警方表示，目前尚未掌握嫌疑人信息，也未做出任何逮捕。调查人员正在调阅案发地周边监控录像，并呼吁目击者或知情人士提供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这起案件是本市近年来最年轻的凶杀案受害者之一。警方尚未透露本案是否涉及帮派暴力或校园冲突，但表示“不会排除任何可能”。

这起案件也凸显出近年来多伦多城市治安形势的恶化。尽管枪击案持续受到社会关注，但警方统计显示，近两年青少年涉刀具暴力案件持续攀升，仅2023年与未成年相关的持刀事件就同比上升22%。

Sarr的死在社区引发震惊与哀悼。据邻居回忆，他是一个“安静、友善、热爱足球”的孩子，原本计划在秋季加入学校代表队。

“这是一场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剧。”一位社区组织者表示，“14岁，不应该死在街头。”

湖滨东区是多伦多重点再开发区域之一，但基础社会服务资源配置严重不足。近年来，随着房价上涨和租金压力加剧，部分家庭被迫搬入治安薄弱的边缘地带，而社区青少年的安全保障也日渐失控。

据警方数据，截至2025年7月初，多伦多凶杀案数量同比上升约12%，大部分发生在东区和西南区。这些区域普遍缺乏青少年项目、心理辅导和社会服务资源，被认为是城市“防暴脆弱带”。

社区人士呼吁政府加大对学校外社工网络、社区治安与青少年心理支持的投入，而不仅仅依靠增加警力应对治安问题。

目前，警方呼吁任何知情者，尤其是事发当晚在Eastern Ave一带的行人或司机，主动联系警方或匿名拨打犯罪举报热线。调查仍在持续进行。

这名14岁少年的死，不只是一个数字的增加，也再次暴露出多伦多在青少年安全防护网中的漏洞。一个城市的未来，或许就埋藏在这个沉默少年的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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