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西海岸，大温哥华地区的几位市长，正因他们的高薪酬待遇成为公众质疑的焦点——部分市长的年收入不仅远超联邦部长，甚至逼近或超过美国总统的年薪。

根据《全球新闻》（Global News）近日披露的数据，列治文市市长马保定（Malcolm Brodie）在2024年的总薪酬接近40万加元，位列大温地区地方政要薪资之首。紧随其后的还有本拿比市长迈克·赫尔利（$377,560）、高贵林港市长布拉德·韦斯特（$376,233）和三角洲市长乔治·哈维（$317,401）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字不仅包括市府本身的薪酬，还有来自大温地区、TransLink、南海岸交通管理局及市政财务管理局的额外津贴与补助，构成了一套复杂而庞大的收入体系。

一位地方议员丹尼尔·方丹直言：“马保定的收入甚至超过了卑诗省省长与加拿大多数联邦部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年薪相差无几。”

这一对比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强烈反响。推特上一位网友讽刺地写道：“我们选了一个市长，却养了一个CEO。”另一位用户则表示：“这简直是公共财政的黑洞。”

在被《全球新闻》追问是否认为自己薪资过高时，马保定拒绝正面回应，称此议题将交由大温哥华地区新设立的治理审查委员会讨论。

与此同时，审计事务专家德勤（Deloitte）为大温地区撰写的一份政策建议报告中呼吁：BC省应立法设定市长及地方官员的薪酬上限，并要求统一公开机制。

目前，卑诗省政府虽未明确表示将采取强制立法，但省政务厅长拉维·卡隆（Ravi Kahlon）承认：“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他表示，省府正在积极参与治理审查，并希望今年秋季看到实际变化。

在高通胀、公共服务紧缩、房地产危机重压下，地方政要高薪的现实让许多普通市民感到愤怒和疏离。“你告诉我们政府没钱修路，没钱建校，结果市长拿的钱比副总理还多？”一位温哥华市民在市政听证会上发问道。

政治薪酬透明度与市民信任度之间的鸿沟，正被一点点撕开。是否该设立明确上限？谁来决定何为“合理”？随着省府介入调查，舆论和政策之间的对抗，或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持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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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限速30公里”成为全市住宅区的常态，温哥华是否正走向一场“城市慢行革命”？本周三提交市议会的一份提案，正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根据市交通部门提出的建议，温哥华市将把所有没有中心线标志的道路，即大部分住宅街道的最高车速，从目前默认的50公里/小时降至30公里/小时。这项计划若获通过，将成为该市史上最大规模的限速调整，影响范围超过25个社区。

提案背后的初衷，是让城市道路更安全、更宜居。“速度每降一点，生命就多一分保障。”温哥华交通主管保罗·斯托勒在报告中直言。市府引用的数据指出：被30公里/小时行驶的车辆撞击时，行人生存几率为85%；而在时速50公里下，这一比例骤降至20%。

然而，这场“慢速转型”并非没有阻力。

“自行车骑士无视交通规则，送货司机疲于应对延误，这不是安全，是折腾。”在多个本地论坛上，一些市民对该提案表示愤怒。他们质疑市府缺乏数据支撑限速决策，认为应优先修建人行道、改善照明，而不是“刷刷新标志牌就算完成任务”。

更复杂的是执法问题。尽管市府承认警力资源有限，希望靠志愿者与街道设计“自发”引导减速，但如何长期保持效果，依然存疑。

不过支持者认为，这项改革是温哥华迈向“零交通死亡愿景”的重要一步。过去在Strathcona与Grandview-Woodland的试点表明：一旦配合道路变窄、增设减速带等措施，司机确实会放慢速度。

值得注意的是，市府建议简化现有减速带的审批程序，未来或可跳过居民签名环节，直接施工。虽然仍需提前通知，但这一“社区参与度”的削弱，或许将成为下一个舆论焦点。

市议会预计将在7月9日投票决定是否通过该提案。如果获批，首批限速标识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安装，涵盖包括West End、Killarney在内的25个社区。

城市该有多快？还是该慢下来？在温哥华的街头，这场关于速度与安全的辩论，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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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七月樱桃季全面展开，卑诗省南部果园再度迎来一波“拎桶人潮”。在阳光下摘下鲜红透亮的樱桃、现场“边摘边吃”，已成不少本地居民和游客的夏日传统。

但在果香扑鼻的背后，这颗小巧水果也有“令人不适”的另一面。营养学家提醒，樱桃虽甜，胃肠不适的人请适量为上。

🍒 樱桃的“夏日魅力”

樱桃之所以广受欢迎，除了颜值和口感，更因其丰富的营养成分。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新鲜樱桃富含维生素C、膳食纤维、叶酸和钾元素；其所含的多酚化合物和褪黑激素，则被证实有助于抗氧化、助眠和缓解肌肉炎症。

“这是一种罕见的水果，兼具美味与疗效。”纽约大学营养副教授丽莎·杨博士表示。她还指出，每杯樱桃约含3克纤维，“对改善肠道健康非常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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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太多也会“闹肚子”？

但正如任何“健康食物”一样，过犹不及。杨博士警告，樱桃中的天然糖醇（如山梨醇）具有渗透性，会刺激胃肠道，尤其是对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而言，“大量摄入可能引起腹胀、腹泻、甚至胃痉挛。”

“很多人以为水果越多越健康，实际上肠道不能一口气消化这么多果糖和糖醇。”加拿大注册营养师谢莉·雷尔说，“尤其是空腹或高温下采摘时，大量吃樱桃更易导致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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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请“少吃”或“慎吃”

以下群体应注意控制摄入量：

• 肠胃敏感者，如IBS或消化不良人群
• 糖尿病患者，需关注其天然糖分含量（每杯18克）
• 花粉过敏者，可能对蔷薇科的樱桃产生交叉过敏反应
• 幼儿及老人，避免误吞樱桃核或因糖醇引起腹泻

雷尔特别指出，加工樱桃制品（如玛拉斯奇诺罐装樱桃）含糖量常常过高，甚至加入人工染料，应尽量避免作为日常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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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吃法建议：适量、新鲜、细嚼慢咽

健康的食用方式是：每天1小碗以内（约10～12颗），搭配其他低糖水果，避免空腹大量食用。同时，尽量选购新鲜采摘或无添加干樱桃，而非罐装甜樱桃。

“樱桃很棒，但我们应该以敬畏的态度去吃，而不是贪婪的心态。”杨博士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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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甜蜜季节的“智慧选择”

随着BC樱桃采摘季进入高峰，营养师提醒，这份来自自然的红宝石不仅仅是味蕾的奖励，更是一次身体与自控力的较量。

樱桃是健康的，但健康，不止于“吃对”，更在于“吃得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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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正走向一个由债务驱动的新经济时代，而掌舵者换了人，却未换路。

上任仅月余的新总理卡尼（Mark Carney）已在北约峰会上抛出震撼数字：每年1500亿加元国防支出，十年内使军费占GDP达5%——这是加拿大战后最大规模的国防扩张，也迅速将该国财政推向深水区。

数据显示，在未来四年内，加拿大联邦累计赤字或将高达3110亿加元。著名智库C.D. Howe研究所的预测更为严峻：若自由党政府未能如期缩减开支、兑现节流承诺，赤字恐进一步扩大至3427亿元，年均达857亿，几乎等于2024年全部联邦医保支出的两倍。

这一财政缺口，正引发经济学界与政治圈的激辩。

“看得见的税”：2%“国防与安全税”引发争议

为弥补财政黑洞，前联邦公务员事务主管迈克尔·韦尼克提议设立一项为期10年的**“国防与安全税”（DST）**，在现有商品与服务税（GST）基础上，额外征收2%消费税。

“这是一个看得见、公众能理解的税种。”韦尼克表示。他认为，这比模糊不清的债务融资更具透明度，亦可作为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新型契约——“想要安全，就必须付出。”

若实施，全国联邦GST将从现行的5%升至7%，在合并税制省份（如安大略、纽芬兰等）中，总消费税将达到17%，创历史新高。

然而，加税并非政治上可行之选

前议会预算官凯文·佩奇对加税建议表示怀疑。他指出，加拿大目前正经历严重的“生活可负担性危机”，在房价居高不下、食品价格上涨、加币疲弱的背景下，加税不仅政治上难以推进，也可能对消费端造成严重打击。

“如果政府一边喊要保卫国家，一边让普通家庭吃不起饭，那它将迅速失去治理的正当性。”佩奇警告说。

此外，主张紧缩财政的保守党在反对上也出奇低调，未就卡尼军费承诺提出直接反制，只是不断质疑其“资金来源模糊、预算控制无力”。

花得比特鲁多更多、更快、更猛？

据《金融邮报》披露，卡尼2025年联邦支出预算已达4880亿元，较特鲁多执政初期的2500亿元几乎翻倍。与之相对的，是联邦债务自2015年以来从6160亿元暴涨至当前的1.3万亿元。

若当前轨迹不变，加拿大将在2030年前成为人均联邦债务最高的G7国家之一。

从债务转型到信任危机？

卡尼政府正处在一个“财政信任断裂带”：一方面，其全球化、环保、重国防的承诺获得部分城市中产青睐；另一方面，其“花钱速度”已超过选民心理预期，尤其是中西部保守派和年长选民。

若10年后加税未能如期结束，DST也可能沦为“又一个永久性税种”，加剧民众对政府财政承诺的怀疑。

在财政扩张与政治信任之间，加拿大新总理卡尼正走钢索，而国防的代价，最终可能由每一个普通消费者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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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乳制品价格即将再度上涨之际，加拿大保护本国奶农的“供应管理制度”正面临三重夹击：一纸新法案的模糊约束、美国重启贸易谈判的压力、以及消费者对高物价的日益不满。

6月27日，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直指加拿大对美乳制品高达400%的关税“不合理”，并警告若渥太华不拆除贸易壁垒，美国将“重新考虑所有协议”。

加拿大回应迅速。渥太华宣布取消数字服务税，被外界视为“换取谈判重启的姿态”。但川普旋即将目标转向加拿大乳制品业，称其“数十年来伤害美国农民利益”。

为抵御压力，加拿大国会6月底通过了C-202法案，名义上禁止外交部长在未来的贸易谈判中以开放配额或降低关税作为交换条件，尤其涉及奶、蛋、禽类等供应管理产品。魁北克政团将此视为“农业主权的胜利”，尤其是在乳制品为地方经济命脉的魁省。

然而，法律界与贸易专家对此提出质疑。麦克米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贸易专家佩勒林指出，该法并未禁止总理或其他内阁成员主导谈判，也未限制政府绕过外交部路径展开实质协商。他补充说：“法案在法律意义上虽有限制作用，但实务上仍存回旋余地。”

不仅如此，政府可通过调整配额分配规则，让大型杂货商或乳品加工商获得更多进口权——从而在不违反法律条文的前提下，满足美方“市场准入”的诉求。

卡尔顿大学副教授拉加塞进一步指出，加拿大政府在国际条约签署上仍拥有“王室特权”，即行政权力可优先于普通法律。“这项法案更像是一种政治声明，而非真正的制度约束。”

对加拿大人而言，问题最终会体现在超市货架上。根据加拿大乳品委员会的数据，加拿大牛奶价格在过去五年已上涨超过20%。如果供应管理体系继续被美方视为谈判目标，政府或需在“保护奶农”和“抑制通胀”之间艰难权衡。

此轮博弈背后，一个更大的问题开始浮现：在全球供应链重塑与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的夹击下，加拿大是否还能维持一个建构于上世纪、以配额与关税为核心的农业制度？

随着2026年《CUSMA》条约审查窗口临近，这个问题将不再只是奶价或选区票仓的问题，而将成为加拿大经济独立性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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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加拿大人，有什么不对吗？”

这句看似天真的提问，来自一位九岁孩子，却成为其母亲三十年移民生涯中，最震撼心灵的瞬间。

现年40多岁的Magdalena Olszanowski，1990年冬天随父母从波兰华沙移民加拿大，落脚多伦多。尽管她的生活轨迹、事业发展和家庭都扎根在加国，她始终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加拿大人”。

她说，那是一种“只属于白人中产阶层的身份”，而她——一个有着希腊-犹太血统、说着带口音英语的东欧移民——似乎永远是局外人。

她曾试图用“英语化的名字”、无懈可击的语言能力，甚至文化上的自我否认，来交换一种看似平等的归属感。

但真正改变她的，是孩子的一句质问。

那天晚饭桌上，Olszanowski对北美政治失望至极，仍重复她的“我们不是加拿大人”那套话语。九岁的孩子却认真反驳：“我们是蒙特利尔人，我们是加拿大人。做一个加拿大人，有什么不对吗？”

这句话击中了她心底一直未敢正视的矛盾——如果这里不是家，那为何要在这里努力？如果身为母亲的她都不认同这个国家，如何让孩子拥有心理安全感？

从此，她开始重新定义“归属”：不是放弃文化血脉，而是拥有能自由选择的勇气。

她意识到，归属不该是一种“交换”或“消耗”，而是一种“双向栽种”。她无需靠“完美融入”来证明资格，而应靠“与差异和平共处”来培育根系。

搬到蒙特利尔后，语言壁垒再一次提醒她：融入不是自然结果，而是持续努力的过程。她也首次意识到自己拥有一个身份标签：“非法语母语的母亲”（allophone mother）——这是一种少数、却真实存在的文化身份。

孩子教会她，“归属感”并不排斥多元，反而正是包容自身的文化碎片、尊重彼此差异之后，所结出的温柔果实。

如今，她把曾经面对的冷眼与讥讽，转化为教育孩子的教材；把自身多重文化身份的纠结，化作鼓励孩子理解他人的钥匙。

“归属，不是一种妥协，而是一种选择。”

她终于敢说：我，是一个波兰裔的加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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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始于一起性侵指控的调查，如今已演变为一宗涉及76项刑事控罪的连环犯罪案。警方担心，这只是冰山一角。

36岁的Bryan Hayward，来自安省汉密尔顿，近期因社交平台上的照片被警方公开而“引爆舆论”。警方表示，自今年5月16日初步控以12项罪名后，陆续有多位女性主动联络警方，揭露他过往在不同城市、不同场合的性犯罪行为。

新增的48项控罪包括：

• 13项“投予有毒物质”；
• 12项“严重性侵”；
• 12项“用致昏药物压制反抗”；
• 5项“偷窥”；
• 5项“散布亲密影像（未经同意）”；
• 1项“袭击”。

更令人发指的是，一起最早可追溯至19年前的案件中，Hayward被指控性侵当时年仅6岁的表妹——那年他自己才17岁。其前妻也出面称，他甚至连亲生女儿都未放过。

社交媒体——他精准猎捕的工具

警方怀疑，Hayward长期通过Tinder、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等社交与约会平台接触目标女性。而部分受害者在接受调查前，甚至不知道自己曾被“投药”或拍摄亲密视频。

“他非常善于伪装，从不暴力逼迫，而是用酒精、迷药和操控，”一位匿名女性受害者告诉记者，“我事后才知道他在摄像。”

Hayward的外貌特征也具强辨识度：白人，身高约178厘米，体重82公斤，左手因手术截肢。警方提醒市民，部分案件发生在他截肢前。

系统漏洞与社交平台监管缺位

加拿大性侵案往往存在长期隐匿性，而此次案件更凸显社交平台未尽监管之责。匿名举报机制与隐私保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被不法分子所利用。

“这不是简单的个案，而是结构性失灵。”警方督察Curtis Patton表示，“当数字空间不设防，受害者便失去了最后一道自我保护的门。”

目前Hayward仍被羁押候审，警方呼吁任何曾与他接触、或怀疑自己可能受害的市民，及时联系性犯罪调查组。

这不是一次追捕，更是一场社会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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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日前夜，芝加哥的夏夜被枪声撕裂。

当地时间7月2日晚11点，一辆深色SUV缓缓驶过西芝加哥大道上的Artis Lounge夜店门前，随后三名枪手从车内突然向人群开火——无警告、无目标，只是疯狂扫射。

这是26岁饶舌歌手Mello Buckzz的专辑发布会，当时活动已近尾声，粉丝们正拥出夜店大门。一阵枪声后，街头变为临时战场：4人死亡，14人受伤，其中多位至今仍在ICU挣扎求生。

“他们只是来庆祝生命”

死者包括Mello的挚爱伴侣和闺蜜，她在社交平台上写道：“为我的姐妹们祈祷，愿上帝用双臂拥抱她们……我心都碎了。”

死者之一，26岁的泰勒·沃克（Taylor Walker），是她的密友。沃克的母亲沙隆达在医院外抽泣着说：“她只是来听音乐……为什么她要被这样带走？”

这些名字，也许不会成为头条，但他们原本只想活出普通的夏夜。

一个“安全空间”的幻灭

Artis Lounge在声明中哀叹：“我们原本致力打造一个黑人、棕人、酷儿群体都能安心聚会的地方，而昨晚，这一切被暴力摧毁。”

这是该场所第二次卷入血案。2022年，前身夜店“Hush Lounge”同样发生枪击，1死3伤。整改后更名重开，但安全隐患并未真正根除。

市府已下令暂时关闭该夜店，并启动对场地安全机制的全面审查。

枪声背后的沉疴

芝加哥警察局长斯内林指出：“这是有针对性的攻击，但他们根本不在乎谁会被击中。”警方目前未逮捕任何嫌犯，但证实使用了至少两种口径的武器，可能包括步枪。

芝加哥常年饱受枪支暴力困扰。据“枪支暴力档案馆”数据，仅2024年上半年，全市已报告超900起枪击事件，其中大量案件发生在黑人和拉丁裔聚集区。

枪声的背景是结构性贫困、系统性歧视、帮派生态与失控的枪支流通。

市长布兰登·强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将动员资源，防止这类事件成为报复的导火索。”

一座城市的持续创伤

“我见过许多现场，但这一次最惨，”协助善后牧师多诺万·普莱斯说，“人们在街上哭喊，找不到家人，电话钥匙掉了一地……这是创伤的接力。”

夜店门口的献花和蜡烛已点燃，芝加哥的夏天还在继续，但社区知道，他们早已无法回到昨天那个“本应属于音乐与欢笑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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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Tracy Barill为墨西哥的退休假期支付$3,500公寓租金时，她未曾料到，这笔看似简单的电子转账，竟让她“花了两份钱”。

她转账没错地址，也没有遇到诈骗广告，而是被一种日益常见的**电子邮件拦截诈骗（Email Interception Fraud）**击中：她的汇款在途中被黑客“拦截”，悄无声息地转入了陌生人的账户。收款人邮箱确实正确——但那封信箱，早已不再安全。

“每个人都告诉我：这不是他们的责任，”Barill对CTV新闻说，“我只是运气不好。”

这起发生在安省奥沙华的事件，正是加拿大近年来增长最快的金融犯罪之一：电子转账劫持。黑客无需破解银行系统，只需入侵收款人的邮箱，就能通过“钓鱼”式转发指令或重设银行绑定，接管资金流向。

**“我现在才知道，电子转账也会被拦截。”**她说。

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点：**收款人未启用“自动存款”功能，付款人设置了过于简单的安全问题。**网络安全专家指出，这两项设置原本是Interac系统的“最后防线”。

加拿大电子支付巨头Interac对此回应称：“建议所有用户启用自动存款功能，并避免使用公开信息可猜出的安全问题。”同时建议在共享答案时，通过不同的通信渠道发送，如电话或短信，而非电邮。

汉博理工学院网络安全副院长Frances Syms表示，自动存款功能能极大降低转账劫持风险。“即使邮箱遭到入侵，资金也能直接进入绑定账户，无需再依赖安全问题验证。”

尽管如此，Barill仍对这次经历感到震惊。“银行说，他们无能为力。我只能自己再支付一次费用。”她最终完成了假期行程，但花费几乎翻倍。

Barill现在说，“我再也不会用电子转账支付大笔款项了。”

在便利与风险之间，每一次“轻轻一点”的转账，背后都可能隐藏一场沉默的攻防战。对普通加拿大人来说，这不仅是金融安全问题，更是一场关于数字时代信任机制的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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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视野里，加拿大一直是和平与包容的代名词，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终极移民地”。然而，最新出炉的官方数据却显示，加拿大正在悄然失去它最渴望留下的那一群人——高学历、高收入的精英阶层。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报告指出，仅2025年第一季度，就有超过2.7万人永久离开了加拿大。这一数字不仅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更是自2017年以来第一季度的第二高水平。而令人警惕的是，在这场“人口逆流”中，高素质人群成为主力军。

“我们不是反对加拿大，我们只是觉得，这里已经无法提供我们想要的生活质量。”离开温哥华、举家搬往葡萄牙里斯本的IT工程师丹尼尔·郑对BBC表示。他拥有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年薪超过13万加元。“但房价、税负、职业晋升机会，以及文化归属感……让我最终选择离开。”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2024年的移民趋势研究，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其离开加拿大的可能性远高于中等学历移民；而企业家与投资移民的“回流”率也远远高于难民和劳工类别。

与此同时，非永久居民的离开也在加速。2025年第一季度，持工签和学签的非永久居民离境人数高达209,400人，较去年同期暴增54%。随着加国政府削减留学生和临工配额，这一趋势或将持续。

为什么是他们在离开？

“很大一部分高学历移民感到，他们在加拿大遭遇了‘天花板’。”移民政策研究员艾琳·法兹（Erin Faz）指出。“他们拿着一流学历，却在职场难以突破，或者被卡在认证、语言与种族偏见的系统中。”

另一方面，生活成本飞涨也是一根沉重的稻草。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年收入在10万加元以上的专业人士也感到“入不敷出”。“房子永远买不起，育儿补助追不上通胀，养老负担沉重。”一位准备移居意大利的加拿大医生如是说。

逃离之后，他们去了哪里？

越来越多加拿大人选择前往欧洲乡村、东南亚海岛，甚至非洲阳光充沛的都市。“相比之下，加拿大的‘性价比’下降太快了。”一位前卡尔加里建筑师，现在在泰国清迈创业。“我在这里能买房、创业，还能请得起保姆，生活得更像个‘人’。”

根据该报告，来自台湾、法国、香港与黎巴嫩的移民，离开加拿大的概率最高；而来自菲律宾、越南与斯里兰卡等国的移民，则往往更愿意留下。

一个国家的“流动焦虑”

这波逆向潮流带来一个沉重的问题：加拿大能否留住那些它最需要的人才？

“这不仅是关于个人选择的自由，而是国家竞争力的真实反映。”政策顾问兼专栏作家史蒂夫·帕拉马特（Steve Palamat）指出，“如果我们继续失去这些为加拿大创新、纳税、育儿的人，那后果将深远而沉重。”

在许多移民故事里，加拿大仍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但如今，它越来越像是一座中转站，而非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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