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神木木

不知不觉，2025年还有一个月就结束啦，伴随着各家工作室发布12月明星行程图，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

——有人事业红火，年末活动一个接着一个，有人走了下坡路，热闹一个都赶不上，还有人甚至一个公开活动都没有，偌大一张行程图，写上了一行“本月均在筹备新剧”。

没错，这位连进组拍戏都待定的明星，正是85花唐嫣。

因为12月没有具体行程，唐嫣工作室的评论区都沦陷了，放眼望去都是质疑之声，大批粉丝表示要脱粉。

有粉丝留下一长段评论三问唐嫣和工作室，其中第二问格外刺耳，直接质问唐嫣本人到底还想不想做演员了，5年只播了2部剧，不如退圈别折磨粉丝了。

在唐嫣粉丝看来，唐嫣工作室一直冷暴力粉丝，完全不回消息，而唐嫣本人平时从来不营业，粉丝想着唐嫣12月份生日，能够和粉丝好好互动，结果生日活动全部取消。

当然啦，唐嫣取消生日活动是有原因的，她的公公离世没多久，作为儿媳还是不方便大肆庆祝，唐嫣的丈夫罗晋11月30日过生日，也是取消了所有庆生活动，如果粉丝非要给他们过生日，多少有点不懂事了。

不过了解之后会发现，能不能庆生只是表象，12月第一天，罗晋丧父之后首次露面，宣传主演新剧《时差一万公里》。

与此同时，罗晋工作室更换宣传版图，连发两条动态，都是为了宣传罗晋新剧。

凡事就怕有比较。

受《繁花》编剧署名风波影响，唐嫣新剧延播了，受公公离世风波影响，唐嫣又减少了营业，

五年只播了两部剧

，接下来一整个月连个工作都没影。

反观罗晋，

五年时间播了小十部剧

，期间几乎是无缝进组，就算为了照顾父亲停了一段时间，手头还是有存货，一露面就火速上剧了。

正如网友所说，唐嫣粉丝之所以爆发，源于对罗晋这个姐夫日积月累下来的不满，他们期待着唐嫣像杨幂和赵丽颖一样，把人生重点从家庭转移到事业上——说直白点，就是盼着唐嫣离婚呢。

盼着离婚就太过分了吧？还记得唐嫣和罗晋被曝婚变的时候，唐嫣粉丝就站出来指责罗晋不关心妻女，加上唐嫣自曝和罗晋常年两地分居，一时间二人离婚传闻闹得沸沸扬扬。

如今回头看，除了明星工作性质影响，唐嫣和罗晋两地分居，不排除有男方需要照顾生病父亲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既然唐嫣和罗晋本人接受分居，作为外人，实在不应该过多置喙。

至于罗晋露面宣传新剧唐嫣却没工作一事，还是网友看得明白。

相较于普通人，明星没有金钱压力，精力和时间都更充沛，整整一个月没有曝光，只会是她本人的决定，没必要埋怨她的丈夫。

再者说，唐嫣下一个工作已经定下来，就等着剧组开机了，赶在进组之前多陪伴一下家人，也是无可厚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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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刑事司法体系中，一个被尘封三十余年的录音，正成为撬动司法冤错的关键杠杆。安大略省上诉法院近日推翻了62岁男子 Timothy Rees 的谋杀定罪，命令重新审判——但从现实判断，这场审判几乎不可能再被真正开启。

Rees 坚称自己无辜，然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长达23年的铁窗生涯与35年被贴上“儿童杀手”的社会污名。他的案件不仅是一起疑点重重的死刑式重案，更是一次对加拿大司法体系深层漏洞的沉痛暴露。

事件源于1989年，多伦多怡陶碧谷10岁女孩 Darla Thurrott 在卧室中被发现遭勒杀。警方在没有入侵者证据的情况下，将全部怀疑锁定在屋内五人身上。其中，包括一名智力与身体有障碍的房东 James Raymer。然而，真正被起诉并定罪的，却是当时25岁的 Rees——在被反复审讯、精神崩溃的状态下，他做出了后来推翻的“供述”。

最新判决中最具颠覆性的发现，是一段从未向辩方披露、由警员“非正规录制”的关键录音。录音中，Raymer 对案发当晚的陈述自相矛盾，甚至暗示与被害者曾发生不当接触。上诉法院称，这段录音“理应在原审中向辩方公开”，其被隐藏的事实“令人难以置信”。

Raymer 早在1999年去世，这使得真相进一步成谜。但更令人关注的是，检方已暗示无意启动新的审判。换言之，一个被称作“可能存在司法不公”的案件，或将以撤销方式草草收场。

对于 Rees 来说，失去的半生已无法追回。但这一案件留下的更深问题——隐瞒证据、错误审讯、制度性偏差——正在拷问加拿大司法体系：究竟还有多少真相，被封存在尘封档案的黑暗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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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名市政财务文员在办公室之外还是一位“精品蛋糕师”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两个毫不相关的身份竟会在巨额公共资金失踪案中交织出七年长达 250 万加元的漏洞。

大温素里市前财务文员 Sunny Catlin，如今正面临违反信任、欺诈、盗窃及伪造文件的多项刑事指控。这起案件不仅是一起个人犯罪，更暴露了多个城市部门长期依赖旧式账目管理系统、内部监管形同虚设的制度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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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无人察觉”：一场潜行式的财政侵蚀

根据调查文件，Catlin 自 2017 年起利用其职位权限，秘密更改市府押金账户收款人信息，将原应返还给开发商、建筑公司或市民的押金支票，化名转至自己、母亲及其烘焙公司账户。

在七年间，她涉嫌开出 183 张虚假支票，总额高达 $2,537,599.67。

这些押金多年来被沉睡在市府账户中，并非活跃账目，使得资金异动难以被察觉。大量“无人认领资金”成为她下手的理想目标——一场藏在账本深处的“慢性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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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调查的意外：一份签名的不自然

直到 2024 年初，一份被怀疑是伪造的签名引起上级注意。市府内部质询后，Catlin突然辞职。
而就在她离开后的第二天，负责接替她的同事意外收到两张异常支票，这成为揭开庞大欺诈链条的关键证据。

警方案件记录显示，多个同事曾听她谈论赌博经历，也知晓她经营蛋糕生意，但没有人意识到背后资金来源可能正是市府的纳税人钱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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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金制度是死角”：制度漏洞比犯罪更令人不安

该案件暴露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市府押金退还流程的脆弱性。

押金金额可达数千至数万加元，通常在项目结束时退回，但部分押金因项目中止或停滞，可能沉睡 20 年以上。缺乏外部审计、缺乏系统自动核对，使这些资金成为犯罪者最容易下手的“盲区”。

换言之：
不是她足够聪明，而是系统漏洞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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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战刚刚开始

素里市已对 Catlin 及其母亲提出民事追讨诉讼，但详细内容已被法院封存。
母亲在法庭文件中否认参与犯罪，声称自己三周后就将账户控制权交给女儿，对资金流动“毫不知情”。

目前所有指控尚未在法庭上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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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一桩贪腐案，而是一场公共信任危机

此案的余波不仅限于法律层面。对一个城市来说，纳税人与开发商押金均属于公共资产，任何漏洞都意味着财政纪律的崩塌。

市府主管承认：
若非偶然发现伪造签名，这场侵吞可能仍在继续。

这是一次提醒，也是一记警钟。
当公共系统仍依赖人工修改、纸质签名与沉睡账目时，一个“糕点师”就可能从中掏空数百万。

在现代城市治理中，这种风险本不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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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级城市都在争夺“美食之都”名号时，温哥华似乎正在用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亮剑——把众多名厨“一次性请到同一屋檐下”。随着 Time Out Market 正式宣布 2026 年春季落户温哥华 Oakridge Park，这座城市的美食版图，正迎来一次堪比“复仇者联盟式”的豪华集结。

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品牌之一，Time Out Market 的核心理念并非“开一个美食广场”，而是将整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味道压缩成一张可触摸的地图。这意味着，只有真正能够代表温哥华、甚至能让城市“味觉被看见”的厨师和品牌，才有资格入场。

如今，首批入选名单已公布，星光熠熠。

首先领衔的是加拿大餐饮界的“名厨之王”——美国《铁人料理》冠军、Le Crocodile 的灵魂人物 Robert Feenie。他将在 Time Out 开设全新概念 Feenie’s，以“精致汉堡”重新定义街头食物与高端料理的界线。

与 Feenie 同场亮相的是 2024 年《加拿大顶级厨师》冠军 Chanthy Yen，他的柬埔寨风味餐厅 Mee Bar 将以炭烤与香料为核心，让东南亚味道成为温哥华美食舞台上的“新主角”。

另一重量级品牌是米其林推荐的 Lunch Lady，这家将越南街头食物做到国际水平的餐厅，将其招牌 Lúc Lắc 牛排与蒜蓉炒面首次带进美食集市，令人大呼期待。

而连续两年摘下“加拿大最佳餐厅”殊荣的泰式餐厅 Baan Lao，其主厨 Nutcha Phanthoupheng 则将在 Time Out 推出全新品牌 MaKaam，呈现富有艺术性的泰式风味。

与此同时，温哥华人最熟悉、最有代表性的本土味道也将被保留：DownLow Chicken 的炸鸡、Bar Bravo 团队呈现的海鲜品牌 Barnacle……从街头到 fine dining，Time Out 将完整呈现温哥华的味觉生态。

Time Out Market 温哥华总经理 Julien Lavoie 表示：“这不仅是美食集市，而是城市文化的缩影。我们希望让居民和游客在短短几小时内，吃到温哥华最好的味道。”

从 2014 年里斯本第一站开始到如今登陆温哥华，Time Out Market 的影响力已超越餐饮本身，它正在成为全球城市文化的新地标。而温哥华也借此机会，将自己的城市味道，推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2026 年春，温哥华可能会迎来属于美食界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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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哥华东区 Victoria Drive 一带，一场几乎悄无声息的犯罪潮正在迅速扩散。它没有撬锁、没有抢夺，却一样致命——专门锁定年迈华裔女性，通过“迷晕”“祈福”和心理操控，将受害者一步步引入圈套，最终骗走她们一生积蓄。

这些案件的共同点令人毛骨悚然：犯罪者讲流利中文、深谙华人文化弱点、懂得利用“亲切感”与“神秘恐吓”双重手段，让受害者在意识恍惚或极度惊恐的状态下，自愿将现金与金饰交出。

文化弱点被精准利用：从问路到“灾难预言”的心理操控

最典型的骗局，是社区长期熟悉却屡屡重现的“祈福党”变种。受害人往往在银行、华人超市附近被搭话，随后被两名甚至三名骗子围绕——无威胁动作，却构成强烈心理压力。

在最新曝光的案件中，八旬华裔老人从银行回家途中被两名操普通话人士“牵走”，从问路、寒暄到突然“预见灾祸”，整个过程如剧本般推进。骗子通过紧贴式跟随、抓手、按压、引导坐下等动作，让老人逐渐失去判断力。

一步错，步步陷。

最终，她交出了超过 5.5 万加元现金与金饰，却被塞回一个装满旧报纸的袋子。

“迷晕党”再度浮现：递水、触碰物体导致意识模糊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案件疑似涉及药物或生理迷惑手段。受害者描述，在与陌生人接触后逐渐感到头晕、步伐缓慢、无法集中思考，被迫进入“自动跟随”状态，随后在骗子带领下回家取钱。

警方尚未证实是否存在药物介入，但多起案例的叙述高度一致，显示风险正从“心理操控”升级为“生理干扰”。

不是单一诈骗，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捕猎模式”

从作案方式的相似性、目标人群的高度重叠，到犯罪时间集中在上午与午后等老人外出高峰，这显示这不是散兵游勇，而更像一个持续踩点、锁定社区、深谙文化弱点的犯罪网络。

甚至有一对三十多岁的外国夫妇也曾被迷晕，进一步说明这不是族裔问题，而是一种靠近弱势群体的“机会型捕猎”。

大温社区的下一步？

此类案件的危险不仅在于金钱损失，更在于受害者羞于报警、害怕“灾难应验”、或因意识模糊而延误报案，使犯罪者长期逍遥法外。

警方呼吁社区提高警觉，并强调：
任何陌生人谈“灾”“好运”“转运”“拜神”——无需犹豫，立即离开，并第一时间报警。

对于一个老龄化比例不断上升的华裔社区而言，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治安问题，而是一场关乎社区教育、文化认知、以及跨代沟通的长期抗争。

保持警觉，才是打破“影子骗局”蔓延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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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拿大国会再次把“40年期按揭”摆上桌面，这项看似能缓解月供压力的政策，正被越来越多经济学家视为一种“财政镇痛剂”——短暂舒适，却可能加剧长期病灶。

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PBO）的最新分析，将现行普遍采用的25年按揭延长至40年，确实可以让买家显著降低每月负担。然而，任何被月供下降所迷惑的人，都可能忽略一个关键事实：借款人最终将为同一套房子多付出高达 75% 的利息成本——这是一笔足以改变家庭财富轨迹的巨大代价。

表面上看，拉长按揭像极了把一杯苦茶兑进更多的水——苦味淡了，却喝得更久。PBO指出，这种方式并未真正提升购房能力，只是延长了财务风险暴露期限。更重要的是，该分析未纳入需求上涨、房价进一步上行、信用风险扩散等因素，而这些恰恰是决定房地产市场长期稳定的核心变量。

事实上，加拿大央行与美国联邦储备局都曾明确指出：降低按揭月供并不会改善可负担性。原因很简单——一旦月供下降，更多买家被“允许”冲入市场，需求上升必然反向推高房价。短期看似帮助少数购房者轻松上车，长期却让所有人面临更高的房价、更低的可支配收入以及更疲弱的国家生产力。

从宏观层面看，40年房贷可能引发系统性连锁反应：资金从生产性领域进一步流向非生产性房地产；信贷需求膨胀推高借贷成本；央行为稳定市场可能被迫采取更紧政策，甚至承受更大的通胀压力。

换句话说，延迟偿债不是解决住房危机，而是把经济结构问题“摁进地毯下”，等待未来以更猛烈的方式反弹。

加拿大住房危机并非源自月供压力，而是供应不足、资本投机、政策摇摆与需求结构失衡。40年房贷无法在这些根源上动刀，只是让系统更脆弱、家庭更负重、房价更居高不下。

在食品、租金与生活成本全面上扬的当下，也许该问的问题是：当居民已经难以负担基本生活，对策应该是提高信用额度与延长债务周期吗？

在房市的账本上，时间从来不是免费的。延长按揭不是救命绳，而可能是一根悄无声息的财务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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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租赁市场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结构性重塑：租客正在老龄化——而且速度惊人。SingleKey 最新数据显示，全国租客中位年龄已攀升至32岁，在温哥华、多伦多等高成本城市更逼近34岁，这意味着“租房＝刚毕业年轻人”的刻板印象已被彻底改写。加拿大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租房正在成为一种长期甚至终身的城市居住模式。

驱动这一变化的不只是生活成本上涨。住房经济学家指出，加拿大的“租房年龄提高”本质上反映的是一个更深层的趋势：**拥有住房的阶层正在老化，租房的阶层在扩张，并逐渐走向资产边缘化。**退休人士出售独立屋、年轻人延长与父母同住时间、双薪家庭在城市难以购房——这些趋势叠加，正在将租客群体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年龄结构。

然而，年龄增长并没有改善租客的谈判地位。相反，高成本城市的租房负担呈现“临界点式加压”。温哥华的租金收入比达到惊人的 35.6%，全国最高；若加入债务，比例更逼近40%。这意味着很多原本能购物业的中产，如今被迫成为“稳定的长期租客”。
尽管全国租金涨幅有所分化，但供需关系呈现新的断层。蒙特利尔与埃德蒙顿租金持续攀升，反映出人口结构稳定、租赁比例高的特点；而多伦多与温哥华虽然近期挂牌下调，却面临更大的长期隐忧——开发商因需求疲软延后新项目，未来租金上涨压力恐将更强。

**租房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正在渗透城市运行逻辑。**更多三口之家转向租房市场，三卧室需求飙升；合租从青年现象变成家庭策略；人口在城市核心区的留存时间延长，却也面临“租得起城市，却买不起未来”的结构性困境。

业内普遍预期，未来五年，加拿大将迎来一个更成熟、更稳定但更紧绷的租房时代：大城市租房年龄继续上升，小户型走弱、大户型走强，开发活动波动加剧。
在购房成为奢侈品的年代，租客的年龄正在提醒我们——加拿大的住房叙事，正被重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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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房地产持续降温、房源增加、租金趋稳的当下，联邦政府与BC省却在住房税制上走向“两个方向”——前者宣布取消利用率极低的“闲置住房税”（Underused Housing Tax），而BC省却选择逆势加码，将投机和空置税（SVT）自 2025 年起调升至史上最高水平。政策分歧不仅反映对房市的不同判断，也揭示出加拿大住房危机背后的更多断层。

根据BC省新政，外国业主与“未纳税的全球收入者”税率将由 2% 提高至 3%；加拿大公民与永久居民则从 0.5% 提至 1%。省府强调，税收目的在于“把空置房变成可居住房源”，并让海外收入者“公平承担税负”。然而，联邦政府却以“效果有限、行政成本过高”为由取消了自己的空置税，这让BC省的选择显得格外刺眼。

经济学家与法律界均提出质疑。大温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利斯指出，在目前库存大幅增加、房价走平的情况下，将房市变化归因于空置税“过于简单”。独立审查虽称2018–2020年期间空置税带来2万套租赁住房，但当时的房地产环境与今日“截然不同”。

法律层面上，这项税收的合宪性仍悬而未决。律师 Lawrence Wong 指出，空置税“强迫人们以某种方式使用自己的房产”，涉及迁徙权与财产权，2020 年的集体诉讼虽然一度搁置，但并未终止。他表示，许多暂时离家照顾父母或出国就医的业主，每年被迫缴纳高达四万多元的税，“这是变相征税”。

经济界则担忧其对经济行为的扭曲效应。退休开发商迈克尔·盖勒坦言，许多人因税收压力选择卖房或减少在BC省的投资，“这与促进可租房源的目标反而背道而驰”。

然而，社会政策专家则认为问题不在税收本身，而在“过度依赖税收解决结构性住房短缺”。加拿大另类政策中心的高级经济学家 Marc Lee 指出，非市场住房投资长期不足，政府把税收当成“政策动作的象征”，但根本问题并未真正触及。

在一个对住房需求不断增长的省份，联邦撤税、省府加税，两种方向、两种逻辑，看似政策争鸣，却反映出同一件事：加拿大的住房危机，已经复杂到没有任何单一政策能轻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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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场尚未被法院正式认证的集体诉讼，正悄然成为房地产市场与公共治理体系之间的又一次压力测试。本拿比居民G.R. Rampee Grewal近日牵头向省级与联邦政府提出索赔，理由是原住民土地所有权裁决引发的“系统性产权不确定性”，正逐步侵蚀普通房主的经济安全。这场争议，某种意义上折射出加拿大长期土地历史在现代产权制度下的结构性隐忧。

诉讼的背景是BC省最高法院近期针对Cowichan族的裁决。该裁决首次明确“原住民所有权可以与永久产权并存”，并指出未来原住民可能通过谈判或法律手段追索部分私人土地权益。尽管Cowichan官方强调无意驱离私人业主，但判决中关于“潜在影响”的表述，足以撼动部分房主对土地登记制度的信心。

Grewal认为，这不仅是法律技术层面的讨论，而是关乎“每一位纳税人、贷款持有人和土地拥有者”的切身利益。拟议诉讼声称，省与联邦政府在充分知悉原住民历史主张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却长期向公众保证土地登记制度绝对安全，并基于“虚高或错误认知的房产价值”征税，使购房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风险。

司法厅则回应称，当前BC省绝大多数土地并未受此次裁决影响，并强调会在上诉中捍卫私人产权。然而，这一表态似乎难以消除部分居民对“制度透明度”的要求。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争端反映出加拿大在现代法治框架与原住民历史正义之间持续拉扯的平衡点依然模糊。随着各地原住民族重新审视其传统领地，法院判决必然会继续推动土地制度的调整。Grewal的诉讼，也许无法最终撼动国家政策，却已揭示一个更深层的社会问题：在多元法律体系并存的时代，如何让普通公民在正义修复与产权稳定之间找到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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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重返白宫并大规模挥动关税武器满一年，加拿大这个曾自视为“稳定、温和、可预测”的国家，正经历一次深刻而复杂的转型。关税本是贸易工具，却在过去 12 个月里意外成为影响加拿大政治走向、社会情绪与经济结构的核心变量。它不仅改变了加拿大对外部世界的姿态，也重塑了加拿大人对自身国家身份的理解。

这一年，以“美国第51州”言论开局，以惩罚性关税反复升级贯穿始终。美国政府虽未触及加国主要出口商品，但其对钢铁、铝、关键矿产及部分汽车零部件征收高达 50% 的关税，已足以迫使加拿大重新审视自身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加拿大央行行长麦克勒姆坦言：“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冲击。”这句话，成为许多政策讨论的幕后注脚。

最直接的影响出现在政治层面。在竞选阶段曾被普遍看衰的自由党，因为“川普效应”意外迎来一次民意反弹。卡尼凭借“对美最强防线”这一标签上台，意味着加拿大政治从关注气候变化、住房危机，转向重新定义国家安全、贸易战略与经济主权。

经济领域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双面景象。一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暴露得前所未有：出口崩跌、敏感行业裁员、对美旅行锐减、自信心指数触及疫情以来最低点。另一方面，加拿大社会对“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趣悄然升温。本土货更受欢迎、国内旅游爆发、餐饮业恢复至历史高位——这些现象说明，在危机中加拿大人找回了一部分久违的国家凝聚力。

但这种凝聚力并非盲目民族主义，而是一种“被迫成熟”的态度。企业不再假设美国市场是永远敞开的，转而积极寻求多元化：魁北克铝企转向欧洲、精选制造商面向墨西哥布局供应链、出口行业忙于“USMCA 合规化”。然而，这条路并不平坦——加拿大出口增长的很大部分仍被黄金价格上涨所驱动，产业升级仍处追赶阶段。

社会层面，加拿大人的日常生活也被悄然改写。从拒绝美国酒类，到放弃南下旅行；从边境强化执法，到国会把“川普议题”列入常规议程；从国防预算骤增，到跨省贸易壁垒终于被列为优先改革事项。过去一年，加拿大不再把自己视为“美国的天然盟友”，而开始重新定位为“必须主动构建经济与外交独立性的北方国家”。

但对多数加拿大人而言，这场关税风暴的最大遗产，也许既不是经济损失，也不是政治重组，而是一场国家心理上的转折——一种在失去美国庇护后才重新觉醒的自我认知。

当加拿大在风暴中展现出超出市场预期的韧性，加股反超美股，就是一个象征性提示：新的加拿大，正在被迫加速成长。接下来的一年，将决定这种成长是短暂反应，还是足以重塑国家未来的真正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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