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美国大选仅剩数月之际，特朗普政府再度挥舞关税大棒——这一次，目标直指药品和铜，下一步或将剑指全球芯片供应链。

当地时间7月8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宣布：自本周二起，对所有进口铜征收50%关税，并计划对进口药品征收高达200%关税。“我们要确保，美国不再被廉价输入的药物与原材料绑架，”他声称，“包括芯片在内的其他战略物资，也很快将进入关税名单。”

对于加拿大而言，这一宣布如同投下一颗重磅炸弹。根据加拿大自然资源部数据，2023年美国吸纳了加拿大52%的铜出口，总额高达93亿加元。关税生效，势必重创两国跨境矿业、制造与绿色能源链的协同合作。

制药与医疗体系的隐忧

药品关税更具战略意味。长期以来，加拿大是美国部分通用药品的重要来源地之一。若特朗普所言成真——“药品必须重返美国制造”——不仅将加剧北美药品短缺风险，也可能推高美国医保体系成本。

分析人士指出，200%药品关税更多是一种谈判杠杆，用以迫使盟国签署“符合美方利益”的新一轮双边协议。正如特朗普所言：“我们会给他们一些时间来调整。”这背后，是贸易武器化的再度升级。

加美贸易关系面临重估

与特朗普同时登台的是一场尚未公布内容的“加美长期贸易与安全协定”谈判。据知情官员透露，协议核心内容包括北美关键矿产资源共管、半导体战略协调、以及边境关税机制改革。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强调谈判“仍在进行”，并表示愿意“灵活应对”。

然而，美国前贸易谈判官布莱恩·亚诺维茨警告称，这一波高关税风暴，将直接影响2026年《美加墨协定》（CUSMA）重新谈判的节奏。“特朗普可能在为谈判设定初始筹码。他的模式一向是先惩罚，后交易。”

通往脱钩的阶梯？

在外界看来，这波关税不仅针对中国产业链转移，更是一次“对盟友重新定价”。从日本、韩国到加拿大，特朗普政府正试图用关税强制建立“美国优先版全球供应链”。

加拿大智库CIGI研究员艾琳·鲍曼表示：“药品与铜的选择并非偶然——这代表基础医疗与基础制造。特朗普政府正在测试加拿大的战略依赖度。”她警告，加拿大必须加速产业多元化，防止再度成为“单一市场的价格接受者”。

结语

特朗普再次上演“以关税逼谈判”的旧戏码，但在美中脱钩格局扩展至盟友的当下，加拿大的政策选择空间愈发逼仄。铜与药品只是开端，芯片与绿色能源供应链才是真正的“压轴好戏”。问题是，加拿大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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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一场差点酿成国家级悲剧的“影子行动”终于被公开。

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7月8日宣布，四名涉嫌参与反政府恐怖阴谋的男子被起诉，其中一人系现役军人。他们被控策划“以武力夺取土地”，组建一个意识形态驱动的民兵组织，并进行射击、伏击和生存演练，准备“建立一个属于他们的秩序”。

警方在突袭中缴获了16枚爆炸装置、83支枪、11,000发子弹、4副夜视镜和130个弹匣——一个几乎可支撑一场小规模武装冲突的“私人军火库”。

这不是普通的非法持械案，这是一场军事背景下的恐怖主义预演。加拿大安全研究专家杰西卡·戴维斯称，此次武器与战术储备之规模，是加拿大恐袭史上“前所未见”。

但真正令人警惕的，是这些人中的至少一人是现役军人——且RCMP至今未透露其身份。这意味着，加拿大军队正在被极端意识形态渗透，士兵或正变成“训练有素的激进分子”。

**“加拿大军队正面临信任危机。”**多伦多大学国家安全研究员艾文·马歇尔表示，“极端分子利用军队作为技能训练场，一旦脱离体制，便有能力组织攻击国家。”

这并非孤例。2021年，加拿大前预备役士兵帕特里克·马修斯因参与新纳粹阴谋被美法院判刑9年；2020年，CBC揭露一名游骑兵部队士兵长期支持极右翼组织，却未被开除；而2022年，加军发布内部报告，承认极端主义者正在“系统性渗透”。

问题不仅在于暴力，更在于制度的沉默。

加拿大武装部队面对右翼极端主义时的软弱与容忍，反映出民主国家在处理“本土激进分子”上的系统盲点：这些人并非外来威胁，而是受过专业训练、熟悉体制的“内部敌人”。

RCMP将此次事件定性为“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暴力极端主义（IMVE）”。官方解释称，这类激进分子往往试图建立替代社会结构，以“反对既有秩序、重新塑造国家”为目标。

更可怕的是，他们正在利用社交平台招募更多同类——以军事画面包装理想主义，以自由口号掩盖武装主义。

这是一场尚未打响的“加拿大式风暴”。而其背后，是政治极化、种族主义回潮、军队人力管理缺失三重风险交织下的危险预兆。

今天被阻止的这场“围城阴谋”，或许只是冰山一角。如果加拿大不正视自身安全体制与军队结构中的漏洞，那么明天的恐袭，不再只是“可能”，而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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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过去了，Paula Callejas 依然被关押在美国的移民拘留中心。她没有被定罪，没有正式被驱逐，更没有见到过一位法官。而她的母亲，Maria Estella Cano，每周只能通过三通限制时长的电话听见她颤抖的声音。

“她每天都在求他们放她走，”Cano哽咽地说，“她不是罪犯。她只是一个想做生意、想生活、想回家的加拿大人。”

今年4月初，这位来自蒙特利尔、年仅30岁的女子在佛州与男友发生争执后被警方逮捕。据家属称，男方抢走了她的手机并动手推搡。Paula在反抗时抓伤了男友手臂，最终反被控以轻罪。在短暂羁押后，她本应获释等候处理，却被直接移交给了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

从那时起，Paula被辗转拘留于多个州的ICE设施中——从佛罗里达到乔治亚，再到如今的亚利桑那。一名她曾同囚的女子甚至在拘留期间死亡，而Paula的焦虑症药物也一度被没收，精神状态愈发脆弱。

“他们没有解释，没有程序，我们连她的听证时间都不知道。”Cano说，家人已花费数千美元聘请律师，但依旧寸步难行。“这就像是一种无形的惩罚，完全不符合我们对正义的认知。”

加拿大外交部证实，目前约有55名加拿大人被ICE拘押。这一数字“属正常范围”，但通常不对个案提供细节。外交部称，已对Paula案提供领事协助，并正与美方机构保持沟通。

美方近年来不断加强边境执法。尽管特朗普时期的“每日逮捕目标”已在拜登政府名义上取消，实际操作中仍有大量非罪行移民遭羁押。人权组织长期批评ICE拘留条件恶劣，程序混乱，极易对非美国籍女性、少数族裔造成不公。

Paula并非个案。今年3月，加拿大公民Jasmine Mooney在边境因签证问题被ICE拘押近两周。上月，加籍男子Johnny Noviello在等待遣返期间死亡。人们开始质疑：在美加这个世界上最长不设防的边界背后，是否正有越来越多普通人“消失”于制度深处？

“我们已经准备好给她买回家的机票，”Cano反复说，“她只是想回到家，回到加拿大，结束这场梦魇。”

而这场梦魇的终点，仍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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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金融市场上，一个前所未有的“佣金奇迹”与投资惨剧正在引发监管重锤。

近日，加拿大投资监管组织（CIRO）宣布对一名前 RBC Dominion Securities（多美年证券）注册代表刘鸿亚（Hongia Liu）作出正式处罚——因其在30个月内对来自中国的高净值客户进行大规模高风险交易，造成客户总损失高达870万加元，而他本人却从中赚取了约480万加元的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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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失控：逾1.5万笔“全权操作”无文件授权

根据CIRO于6月18日公布的和解协议，刘鸿亚在2017年6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对多个客户账户进行所谓的“全权交易”操作。
他使用的是**卖出无担保期货合约（naked futures contracts）**的策略——这是一种理论上“盈利有限、亏损无限”的高度投机型操作。

协议指出，在未获得客户每笔交易具体授权的前提下，刘下达了超过15,000笔交易指令。许多账户持有人甚至未签署“全权委托”协议文件，其知情范围仅限于“总体策略”层面。

而刘使用的策略，极易受市场突发波动冲击。据称，一轮突发的中美大豆关税对抗，直接引爆了合约亏损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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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血亏，刘却赚“佣金王”桂冠

尽管客户损失惨重，刘本人却在这段时间内从客户交易中获得约240万净佣金，其收入是RBC同类业务第二名的两倍以上，一度被内部称为“期货金牌顾问”。

讽刺的是，他的收入几乎占RBC期货业务总佣金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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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金轻判？监管解释“因其无资产可执行”

尽管CIRO认定其行为“对客户构成严重财务与信任伤害”，但刘仅被处以7.5万加元罚款，并需偿还客户22.5万加元。

为何远低于其实际获利？CIRO解释称，判罚金额“反映其当前的个人财务状况”。刘自2020年被RBC解雇后，已不再从事金融业，暂无还款能力。

同时，CIRO称其曾“主动自我举报”，并支付了1万加元调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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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资金，海外盲区？

这起事件暴露出一个普遍但少被触及的现实——大量华人移民家庭委托式理财中，客户对交易内容一知半解，极度依赖经纪人判断。
缺乏本地监管意识与金融常识，常让移民资本在境外遭遇“高风险收割”。

加拿大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FAIR Canada）曾多次警告称，“缺乏风险揭示、语言障碍与文化信任关系”，是“华人高净值群体在财富管理中最大的结构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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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谁为资本悲剧买单？

刘鸿亚事件再次为加国金融监管敲响警钟。佣金驱动机制与监管盲区交织之下，“投资顾问”与“风险承销人”的界限日益模糊。
而真正为这一切买单的，是那些把“财富安全”托付他人的普通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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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27日凌晨，英国哥伦比亚省基础建设厅长马博文（Bowinn Ma）位于北温哥华的选区办公室遭遇蓄意爆炸，办公室大门被炸开，所幸无人受伤。这一事件震惊了加拿大社会，也再次引发了关于政治人物人身安全和民主环境保护的广泛关注。

作为一位华裔女性政治家，马博文在政坛上的坚强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她在接受加拿大通讯社采访时坦言，自己在过去八年省议员生涯中曾收到过约六次死亡威胁，尽管听起来令人不安，但她仍自嘲“算是幸运的”，因为其他民选官员的遭遇甚至更为严重。

这起爆炸事件由加拿大皇家骑警展开调查，警方确认爆炸装置于凌晨4:15被故意引爆，造成主门框损坏，但玻璃门未破裂。事件发生时办公室空无一人，避免了人员伤亡。骑警特别小组已介入，为受威胁的民选官员提供保护。

马博文在声明中表达了对警方调查的信任，也感谢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她强调，尽管面临暴力威胁，她不会退缩，也不会停止为社区服务的决心。她警示，这类恐吓事件可能对民选官员的公开服务方式产生负面影响，迫使许多人采取更为保守甚至隔离的工作姿态，削弱民主社会的透明度和包容性。

“我曾拆除前任议员办公室中的一道安全墙，希望让工作环境更亲民开放，但如今安全成为首要考虑，这对我们民主社会来说是一种损失，”马博文说道。她同时呼吁社会各界正视政治人物所面临的风险，推动更完善的安全机制。

省长尹大卫（David Eby）也表示，省议会已开始对所有民选官员办公室进行安全审查，以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在面对恐吓和暴力威胁的严峻形势下，马博文用她的坚强回应诠释了作为公众人物的责任与担当。她鼓励有志参与政治的人士不要因此却步，“民主的未来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这起事件不仅暴露了当前政治人物安全的隐忧，更提醒加拿大社会，在多元与包容的民主价值面前，任何形式的暴力和恐吓都不能被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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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西海岸，大温哥华地区的几位市长，正因他们的高薪酬待遇成为公众质疑的焦点——部分市长的年收入不仅远超联邦部长，甚至逼近或超过美国总统的年薪。

根据《全球新闻》（Global News）近日披露的数据，列治文市市长马保定（Malcolm Brodie）在2024年的总薪酬接近40万加元，位列大温地区地方政要薪资之首。紧随其后的还有本拿比市长迈克·赫尔利（$377,560）、高贵林港市长布拉德·韦斯特（$376,233）和三角洲市长乔治·哈维（$317,401）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字不仅包括市府本身的薪酬，还有来自大温地区、TransLink、南海岸交通管理局及市政财务管理局的额外津贴与补助，构成了一套复杂而庞大的收入体系。

一位地方议员丹尼尔·方丹直言：“马保定的收入甚至超过了卑诗省省长与加拿大多数联邦部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年薪相差无几。”

这一对比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强烈反响。推特上一位网友讽刺地写道：“我们选了一个市长，却养了一个CEO。”另一位用户则表示：“这简直是公共财政的黑洞。”

在被《全球新闻》追问是否认为自己薪资过高时，马保定拒绝正面回应，称此议题将交由大温哥华地区新设立的治理审查委员会讨论。

与此同时，审计事务专家德勤（Deloitte）为大温地区撰写的一份政策建议报告中呼吁：BC省应立法设定市长及地方官员的薪酬上限，并要求统一公开机制。

目前，卑诗省政府虽未明确表示将采取强制立法，但省政务厅长拉维·卡隆（Ravi Kahlon）承认：“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他表示，省府正在积极参与治理审查，并希望今年秋季看到实际变化。

在高通胀、公共服务紧缩、房地产危机重压下，地方政要高薪的现实让许多普通市民感到愤怒和疏离。“你告诉我们政府没钱修路，没钱建校，结果市长拿的钱比副总理还多？”一位温哥华市民在市政听证会上发问道。

政治薪酬透明度与市民信任度之间的鸿沟，正被一点点撕开。是否该设立明确上限？谁来决定何为“合理”？随着省府介入调查，舆论和政策之间的对抗，或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持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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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限速30公里”成为全市住宅区的常态，温哥华是否正走向一场“城市慢行革命”？本周三提交市议会的一份提案，正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根据市交通部门提出的建议，温哥华市将把所有没有中心线标志的道路，即大部分住宅街道的最高车速，从目前默认的50公里/小时降至30公里/小时。这项计划若获通过，将成为该市史上最大规模的限速调整，影响范围超过25个社区。

提案背后的初衷，是让城市道路更安全、更宜居。“速度每降一点，生命就多一分保障。”温哥华交通主管保罗·斯托勒在报告中直言。市府引用的数据指出：被30公里/小时行驶的车辆撞击时，行人生存几率为85%；而在时速50公里下，这一比例骤降至20%。

然而，这场“慢速转型”并非没有阻力。

“自行车骑士无视交通规则，送货司机疲于应对延误，这不是安全，是折腾。”在多个本地论坛上，一些市民对该提案表示愤怒。他们质疑市府缺乏数据支撑限速决策，认为应优先修建人行道、改善照明，而不是“刷刷新标志牌就算完成任务”。

更复杂的是执法问题。尽管市府承认警力资源有限，希望靠志愿者与街道设计“自发”引导减速，但如何长期保持效果，依然存疑。

不过支持者认为，这项改革是温哥华迈向“零交通死亡愿景”的重要一步。过去在Strathcona与Grandview-Woodland的试点表明：一旦配合道路变窄、增设减速带等措施，司机确实会放慢速度。

值得注意的是，市府建议简化现有减速带的审批程序，未来或可跳过居民签名环节，直接施工。虽然仍需提前通知，但这一“社区参与度”的削弱，或许将成为下一个舆论焦点。

市议会预计将在7月9日投票决定是否通过该提案。如果获批，首批限速标识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安装，涵盖包括West End、Killarney在内的25个社区。

城市该有多快？还是该慢下来？在温哥华的街头，这场关于速度与安全的辩论，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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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七月樱桃季全面展开，卑诗省南部果园再度迎来一波“拎桶人潮”。在阳光下摘下鲜红透亮的樱桃、现场“边摘边吃”，已成不少本地居民和游客的夏日传统。

但在果香扑鼻的背后，这颗小巧水果也有“令人不适”的另一面。营养学家提醒，樱桃虽甜，胃肠不适的人请适量为上。

🍒 樱桃的“夏日魅力”

樱桃之所以广受欢迎，除了颜值和口感，更因其丰富的营养成分。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新鲜樱桃富含维生素C、膳食纤维、叶酸和钾元素；其所含的多酚化合物和褪黑激素，则被证实有助于抗氧化、助眠和缓解肌肉炎症。

“这是一种罕见的水果，兼具美味与疗效。”纽约大学营养副教授丽莎·杨博士表示。她还指出，每杯樱桃约含3克纤维，“对改善肠道健康非常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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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太多也会“闹肚子”？

但正如任何“健康食物”一样，过犹不及。杨博士警告，樱桃中的天然糖醇（如山梨醇）具有渗透性，会刺激胃肠道，尤其是对肠易激综合征（IBS）患者而言，“大量摄入可能引起腹胀、腹泻、甚至胃痉挛。”

“很多人以为水果越多越健康，实际上肠道不能一口气消化这么多果糖和糖醇。”加拿大注册营养师谢莉·雷尔说，“尤其是空腹或高温下采摘时，大量吃樱桃更易导致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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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请“少吃”或“慎吃”

以下群体应注意控制摄入量：

• 肠胃敏感者，如IBS或消化不良人群
• 糖尿病患者，需关注其天然糖分含量（每杯18克）
• 花粉过敏者，可能对蔷薇科的樱桃产生交叉过敏反应
• 幼儿及老人，避免误吞樱桃核或因糖醇引起腹泻

雷尔特别指出，加工樱桃制品（如玛拉斯奇诺罐装樱桃）含糖量常常过高，甚至加入人工染料，应尽量避免作为日常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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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吃法建议：适量、新鲜、细嚼慢咽

健康的食用方式是：每天1小碗以内（约10～12颗），搭配其他低糖水果，避免空腹大量食用。同时，尽量选购新鲜采摘或无添加干樱桃，而非罐装甜樱桃。

“樱桃很棒，但我们应该以敬畏的态度去吃，而不是贪婪的心态。”杨博士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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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甜蜜季节的“智慧选择”

随着BC樱桃采摘季进入高峰，营养师提醒，这份来自自然的红宝石不仅仅是味蕾的奖励，更是一次身体与自控力的较量。

樱桃是健康的，但健康，不止于“吃对”，更在于“吃得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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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正走向一个由债务驱动的新经济时代，而掌舵者换了人，却未换路。

上任仅月余的新总理卡尼（Mark Carney）已在北约峰会上抛出震撼数字：每年1500亿加元国防支出，十年内使军费占GDP达5%——这是加拿大战后最大规模的国防扩张，也迅速将该国财政推向深水区。

数据显示，在未来四年内，加拿大联邦累计赤字或将高达3110亿加元。著名智库C.D. Howe研究所的预测更为严峻：若自由党政府未能如期缩减开支、兑现节流承诺，赤字恐进一步扩大至3427亿元，年均达857亿，几乎等于2024年全部联邦医保支出的两倍。

这一财政缺口，正引发经济学界与政治圈的激辩。

“看得见的税”：2%“国防与安全税”引发争议

为弥补财政黑洞，前联邦公务员事务主管迈克尔·韦尼克提议设立一项为期10年的**“国防与安全税”（DST）**，在现有商品与服务税（GST）基础上，额外征收2%消费税。

“这是一个看得见、公众能理解的税种。”韦尼克表示。他认为，这比模糊不清的债务融资更具透明度，亦可作为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新型契约——“想要安全，就必须付出。”

若实施，全国联邦GST将从现行的5%升至7%，在合并税制省份（如安大略、纽芬兰等）中，总消费税将达到17%，创历史新高。

然而，加税并非政治上可行之选

前议会预算官凯文·佩奇对加税建议表示怀疑。他指出，加拿大目前正经历严重的“生活可负担性危机”，在房价居高不下、食品价格上涨、加币疲弱的背景下，加税不仅政治上难以推进，也可能对消费端造成严重打击。

“如果政府一边喊要保卫国家，一边让普通家庭吃不起饭，那它将迅速失去治理的正当性。”佩奇警告说。

此外，主张紧缩财政的保守党在反对上也出奇低调，未就卡尼军费承诺提出直接反制，只是不断质疑其“资金来源模糊、预算控制无力”。

花得比特鲁多更多、更快、更猛？

据《金融邮报》披露，卡尼2025年联邦支出预算已达4880亿元，较特鲁多执政初期的2500亿元几乎翻倍。与之相对的，是联邦债务自2015年以来从6160亿元暴涨至当前的1.3万亿元。

若当前轨迹不变，加拿大将在2030年前成为人均联邦债务最高的G7国家之一。

从债务转型到信任危机？

卡尼政府正处在一个“财政信任断裂带”：一方面，其全球化、环保、重国防的承诺获得部分城市中产青睐；另一方面，其“花钱速度”已超过选民心理预期，尤其是中西部保守派和年长选民。

若10年后加税未能如期结束，DST也可能沦为“又一个永久性税种”，加剧民众对政府财政承诺的怀疑。

在财政扩张与政治信任之间，加拿大新总理卡尼正走钢索，而国防的代价，最终可能由每一个普通消费者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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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乳制品价格即将再度上涨之际，加拿大保护本国奶农的“供应管理制度”正面临三重夹击：一纸新法案的模糊约束、美国重启贸易谈判的压力、以及消费者对高物价的日益不满。

6月27日，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直指加拿大对美乳制品高达400%的关税“不合理”，并警告若渥太华不拆除贸易壁垒，美国将“重新考虑所有协议”。

加拿大回应迅速。渥太华宣布取消数字服务税，被外界视为“换取谈判重启的姿态”。但川普旋即将目标转向加拿大乳制品业，称其“数十年来伤害美国农民利益”。

为抵御压力，加拿大国会6月底通过了C-202法案，名义上禁止外交部长在未来的贸易谈判中以开放配额或降低关税作为交换条件，尤其涉及奶、蛋、禽类等供应管理产品。魁北克政团将此视为“农业主权的胜利”，尤其是在乳制品为地方经济命脉的魁省。

然而，法律界与贸易专家对此提出质疑。麦克米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贸易专家佩勒林指出，该法并未禁止总理或其他内阁成员主导谈判，也未限制政府绕过外交部路径展开实质协商。他补充说：“法案在法律意义上虽有限制作用，但实务上仍存回旋余地。”

不仅如此，政府可通过调整配额分配规则，让大型杂货商或乳品加工商获得更多进口权——从而在不违反法律条文的前提下，满足美方“市场准入”的诉求。

卡尔顿大学副教授拉加塞进一步指出，加拿大政府在国际条约签署上仍拥有“王室特权”，即行政权力可优先于普通法律。“这项法案更像是一种政治声明，而非真正的制度约束。”

对加拿大人而言，问题最终会体现在超市货架上。根据加拿大乳品委员会的数据，加拿大牛奶价格在过去五年已上涨超过20%。如果供应管理体系继续被美方视为谈判目标，政府或需在“保护奶农”和“抑制通胀”之间艰难权衡。

此轮博弈背后，一个更大的问题开始浮现：在全球供应链重塑与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的夹击下，加拿大是否还能维持一个建构于上世纪、以配额与关税为核心的农业制度？

随着2026年《CUSMA》条约审查窗口临近，这个问题将不再只是奶价或选区票仓的问题，而将成为加拿大经济独立性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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