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川普4月初宣布启动高达50%的“对等关税”后，外界普遍认为全球贸易关系正走向新一轮紧张。而就在关税政策“90天缓冲期”尚未届满之际，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29日公开表示，川普政府已与某国完成首份贸易协议，只待对方政府与国会批准。

“我有一个协议完成了，”卢特尼克在接受《CNBC》访问时说道，“但我需要等对方的总理和国会批准。”虽然未透露具体国家，但他强调谈判已“正式收尾”，并对协议最终获批持乐观态度。

谈判“窗口期”的第一张牌？

这份未披露国家名称的协议，被外界视为川普政府对全球施压策略下的一张早期成果牌。根据现行政策，所有针对“对等关税”设定的豁免和减免谈判，必须在90天内完成。消息人士称，这种时间上的紧迫，正倒逼各国在谈判桌上加快妥协。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也在当天对媒体表示，美方目前“与亚洲国家的协商最为密切”，并点名印度为“最有进展”的国家。他指出：“印美协议已经非常接近完成，可能很快就会看到明确结果。”

这番表态令外界普遍猜测，美方此次“神秘协议”很可能与印度有关。而印度在过去几年与美方贸易摩擦不断，包括医疗器材、农产品和数字服务税等议题都曾成为双方焦点。

多边退场，双边突进？

值得注意的是，自川普重新掌权以来，美国大幅收缩其在多边贸易机制中的参与度，转而强调“双边优先”的策略。从退出TPP到在WTO冻结上诉机制，再到如今各国“逐一谈判”的架势，川普的贸易政策几乎以“强迫选择”为核心手段。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谈判桌，而更像是一场时间压迫下的筹码游戏，”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Karen Holtzman分析说。“川普政府一边施压，一边抛出豁免承诺，以迫使对方就范。但对某些国家来说，与美国达成协议可能更像是避险。”

亚洲成突破口，日本、韩国谈判也“成形”

贝森特还透露，除印度外，美国与日本、韩国的双边贸易谈判“内容正日益具体”，显示美国正试图以亚洲为突破口，将多个贸易伙伴纳入新的规则体系中。

尤其日本，作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虽然与美方长期有防务合作基础，但在数字经济、汽车进口和农产品市场准入上始终存有龃龉。

一位不愿具名的外交官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美国的谈判方式“带有压迫性”，但也反映出其目前对贸易“重构”的急迫心理。“这场游戏的实质，不只是关税，而是重设全球贸易权力的分布。”

谁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尽管卢特尼克未点名该“首个协议”国名，但白宫显然希望通过这项成果释放一个信号：美国的贸易新秩序已开始“跑起来”，其他国家若再观望，将面临更大代价。

不过，不少分析人士提醒，协议是否最终能获得“对方国会批准”仍存变数。特别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其国内政治复杂，贸易让步往往被反对党当作攻击点。

“最危险的并不是达不成协议，而是达成后难以兑现，”国际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马修·凯勒（Matthew Keller）指出，“美国高调宣布协议完成，若对方迟迟不批准，反而可能变成一种外交尴尬。”

结语：贸易政策的“第二阶段”

在川普的强硬政策推动下，美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关系正在发生微妙但深刻的转变。这份“等待批准”的协议，或许只是新一轮重构的开始。真正的考验，是当这套对等制度遭遇真正的反弹与谈判博弈时，美国是否已为自己埋下另一颗“关税炸弹”。

#加拿大家园论坛

在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交织的当口，欧盟再次将关税大棒挥向中国制造。4月28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中国进口的高空作业升降设备征收最高66.7%的反补贴税，理由是中国企业在获取融资、原材料采购等方面“享有不公平优势”。

但在全球产业链高度交织的现实面前，这一“反补贴”标签是否真的成立，仍有待商榷。

根据欧盟发布的数据，从2020年到2022年10月，中国企业在欧盟高空作业平台（Mobile Elevating Work Platforms, 简称MEWP）市场的份额从29%升至41%。欧方指出，这类设备普遍价格低于本地品牌20%左右，正严重挤压欧洲制造商的生存空间。

一场价值10亿欧元的争夺战

欧盟此举表面上是为了维护本地年产值逾10亿欧元的高机产业，其背后却是不容忽视的结构性焦虑：在高附加值制造业领域，中国企业正借助成本、技术、规模的多重优势，迅速崛起。

湖南星邦、浙江鼎力、中联重科等被点名企业，均是近年来中国机械设备“出海潮”的代表，其产品在中东、东南亚与拉美市场的增长势头已引发西方企业警惕。此次欧盟行动，与其说是反补贴，不如说是一种“反趋势”。

谁在保护谁？

中国商务部迅速回应，批评欧方“选择性执法”，并指出其调查程序缺乏透明性、标准模糊。事实上，在中欧持续胶着的电动车关税调查尚未尘埃落定之际，此次行动已是过去12个月内第六项针对中国制造的贸易壁垒。

“欧盟打着规则的旗号，但规则似乎总在本地企业落后时才突然变更，”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机械出口商向本社表示，“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制度性的门槛。”

企业承压与突围路径

此次关税影响直指核心利润空间。据业内测算，中国高机企业出口利润率通常为10%-15%。即便是税率相对较低的浙江鼎力（23.6%），叠加运输与认证成本后，产品在欧洲市场的价格优势几近抹平。

短期内，部分企业将考虑法律抗辩，但更多厂商可能采取“产能外迁+市场转移”的组合策略，规避欧盟壁垒。例如，浙江鼎力和星邦智能近年已在墨西哥与越南设立海外工厂，意在强化本地化生产。

同时，欧盟市场的重要性正在快速下降。2023年，欧盟占中国高机出口的比重约为35%，但截至2025年一季度，该比例已降至12%。

贸易战进入“微观战场”

与传统钢铁、轮胎等“大宗商品类”争端不同，高空作业平台属“技术密集型轻工业”，此次征税标志着中欧贸易战正从宏观品类转向精细化产业。这也是对中国制造“高端化”趋势的一次集中回应。

制度之争的表与里

对于欧盟而言，此举既是对本土制造信心的重建尝试，也是不愿“全线退守”的防御反应。然而历史证明，靠筑墙而非创新，很难长久维持竞争优势。

欧盟的举动或许会短期内削弱中国产品的本地渗透力，但也可能加速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和技术自主。对全球制造生态而言，这或许只是一个更长期产业洗牌的开始。

结语：

“在地心引力下，所有升起的终将落下。”然而，对中国制造来说，这一次，他们正在寻找的是一条“曲线升空”的新轨迹。

#加拿大家园论坛

当比尔·班塔（Bill Banta）在十年前创立Decked公司时，他立下一个近乎理想主义的目标：用100%美国本土的零件打造卡车配件。他相信，“Made in USA”不仅是一种商业信条，更是一种国家使命感的延续。

但十年过去，Decked公司仍然要依赖中国采购球轴承。问题并非愿不愿意，而是——美国根本没有工厂能供货。

“你可以设想一切的爱国场景，但最后发现连一个合格轴承都买不到，”班塔对《纽约时报》说，“我们曾经找遍全国，但没有一家公司能提供和中国相当的性价比和交期。”

班塔不是孤例。在特朗普政府重启关税战、提出制造业回流口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发现，所谓“美国制造”的路径，并没有被铺上高速公路，反而更像是一条没有桥梁的断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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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的“美国真空带”

Rapid Plastics是一家为零售巨头提供高端衣架的纽约公司。其合伙人里基·库西多（Ricky Cousido）告诉我们，他们二十多年前的美国供应商已经消失，如今只能从中国购买金属挂钩。

“我们根本找不到本地替代者。”库西多坦言，关税让挂钩成本翻了一番。“有时我觉得政府应该下乡找找：我们不是不想本地制造，而是没人愿意生产这些小东西。”

在更重工业的领域，这种“制造真空带”问题更为明显。加州的Haas Automation是全球最大的CNC数控机械制造商之一，该公司每年需要超过1亿磅铸铁，但美国几乎没有能满足需求的铸造厂。

副总裁彼得·齐尔胡特（Peter Zierhut）说，新建一家合格铸造厂不仅耗资数亿美元，还可能数年无盈利，“没人愿意投这个行业了，这不是技术问题，是市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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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空洞化的历史债

这场危机并非一朝一夕形成。上世纪90年代，美国大量中小供应链企业因全球化趋势和成本压力将产能迁往亚洲。技术工人、工具模具、甚至整套供应网络就此解散。

“过去制造一个冰箱的每个部件都在密歇根完成，现在你需要打几十通国际电话，”密歇根大学制造研究员凯瑟琳·萨默斯（Catherine Summers）表示，“关税不等于产业复活。”

在她看来，特朗普的政策更多像是一种“贸易强迫症”：意图通过经济惩罚改变全球供应链逻辑，但缺乏与之配套的工业政策、人才培养和资本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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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转嫁给谁？

对企业而言，无法国产就意味着成本上升。对消费者而言，这一代价正通过标签“静悄悄地”传导。

“你可能没意识到，一个简单的挂钩成本上涨40美分，最终可能让一件T恤多卖两块钱。”经济学家查德·鲍恩指出，美国目前对中国产品平均关税已高达145%，远超第一任期。

这些变化背后的赢家似乎不多。Rapid Plastics裁掉了部分工人以维持利润，Haas Automation推迟新厂启用时间，Decked也正重新审视其“100%美国制造”口号的可行性。

“我们不是叛国，我们只是想活下来。”班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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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制造业需要的不只是关税

中国商务部近日回应称，美方滥施关税破坏市场规律，应“彻底取消所有对华单边关税”。而在美国本土，那些仍在尝试“美国制造”的企业，正成为现实与政策拉扯中的牺牲品。

没有人反对国家产业复兴。但当政策将制造业浪漫化为“轴承即忠诚”，真正的制造者只剩下困惑与成本。

“我们想爱国，但请给我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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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党领导人马克·卡尼成功赢得第四次联邦大选之际，加拿大西部的裂痕却悄然加深。阿尔伯塔省省长丹妮尔·史密斯拒绝立即祝贺新政府，并警告称，如果自由党不在六个月内撤回限制性能源政策，加拿大或将面临“史无前例的国家统一危机”。

分离主义，从未如此接近。

在以传统保守派大本营著称的阿尔伯塔，自由党仅在37个选区中拿下2席。而在首都渥太华，卡尼借助“冰球”“国家精神”与“自由主义传统”再次击败保守党。然而，这场胜利，在西部并未迎来掌声，反而引发了政治地震的前奏。

“冰球买不了账单。”前联合保守党组织者、现已转向独立阵营的卡梅隆·戴维斯如此讽刺卡尼的竞选口号。他批评自由党用文化情怀掩盖现实困境，“如果我们不重新构想联邦制度，阿尔伯塔的分离主义将走向公开化”。

上周，他辞去保守党职务，并宣布将与一批支持者展开“艰难但必要”的对话，探讨阿尔伯塔的未来走向。

这一切，让人想起不久前魁北克曾举行过的独立公投。但多位学者指出，阿尔伯塔问题并非“文化认同”，而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石油收入贡献巨大，却感觉被边缘化。

“很多阿尔伯塔人相信，他们的财富被渥太华拿去支撑其他省份的项目，但换来的却是更多管控。”加拿大研究协会主席杰克·杰德瓦布表示，“这是一种不满积累所形成的受害者情绪。”

这股情绪正在酝酿新的公投。

省长史密斯已经宣布成立选后检讨小组，探讨是否将某些议题提交至全民公投。虽未明言“脱加”，但政治信号不言而喻。

民调显示，如果自由党继续执政，高达三成阿尔伯塔人支持脱离联邦。

这一比例在年轻人群体中更高。阿尔伯塔大学政治系学生西蒙·R告诉记者：“我们不反对加拿大的身份，但我们厌倦了每次选举都像是东部在告诉我们怎么生活。”

而自由党方面，则尚未就阿尔伯塔日益升温的独立言论作出明确回应。竞选期间，卡尼强调国家团结，并表示“将聆听所有加拿大人的声音”。

但这远远不够。

改革党创始人普雷斯顿·曼宁更直接指出，“无论谁领导，自由党再执政四年，西部将无法忍受。”他甚至称卡尼可能会成为“统一加拿大的最后一任总理”。

面对这样的预言，前自由党议员、现任卡尔加里大学教授的玛莎·霍尔·芬德利建议，新总理必须在能源政策上做出实质让步，例如重新评估杜鲁多政府时代制定的碳排放上限目标。

“西部人希望务实、透明的合作方式，而不是继续忽视。”她说。

但质疑声依旧存在。独立记者雷切尔·帕克指出，类似“选后检讨小组”更像是一种拖延战术，“让人觉得政府在做事，但实则是把问题踢向未来”。

这并非首次尝试。前任省长康尼在2019年设立“公平协议小组”，提出25项改善与联邦关系的建议，最终耗资65万加元，并于2021年推动阿尔伯塔举行财政平衡计划公投。

但批评者认为，那场公投没有带来制度改变，只让政治沸点暂时冷却。

如今，阿尔伯塔是否会真的踏上“脱加”之路？尚难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渥太华与西部之间的信任赤字，已远非冰球情怀能够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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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加拿大经济面临停滞，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士开始考虑离开这个曾经被视为“全球最佳居住地之一”的国家。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选择迁出加拿大的百万富翁数量在过去四年中大幅增加，而这一变化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税负压力的加剧，还有对生活质量和经济前景的深深失望。

富人移民潮的背后

根据总部设于温哥华的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Arton Capital 的最新调查数据，加拿大的富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考虑移民”。在调查的1000名高净值人士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比上次联邦大选时更加倾向于离开加拿大。56%的受访者表示，主要原因是对生活质量的不满，45%的人则认为经济前景不佳。

“过去几年，加拿大的经济增速放缓，税收政策愈发严苛，这使得富裕阶层感到压力山大。” Arton Capital的首席执行官James Young表示，“许多高净值人士开始考虑海外投资，或者将家庭财富转移到其他税负更轻、政治环境更稳定的国家。”

高税负引发的财富“流亡”

温哥华的财富管理公司Cole & Associates创始人Carolyn Cole指出，近年来自由党政府推行的税收政策，尤其是对高收入群体和企业的税负不断加重，成为富人考虑离开加拿大的重要因素。“过去几年，我的客户群体中，考虑迁移资产的家庭数量急剧上升。对于那些拥有亿万财富的家族来说，税收负担过重已经迫使他们重新审视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

在这一过程中，富豪家庭往往会选择将财富“迁移”至国外，而非完全断绝与加拿大的联系。很多富裕家庭依然保留在加拿大的家庭纽带、情感归属，甚至可能继续在加拿大投资或经营企业，但他们选择将“财富户籍”迁往税收更低的国家，以减轻税负。“税收对加拿大企业、家庭和个人的负担已重得令人无法忽视。” Cole补充道。

美国仍是首选，但局势变化

尽管美国依旧是许多富人的首选目的地，但这一趋势正在发生微妙变化。Arton Capital的调查显示，“政治稳定性”成为富人选择移民目的地时的首要考量因素，超过了税收与医疗体系。这一现象表明，尽管美国的税负相对较低，但当前的政治局势和社会动荡让许多高净值人士对美国未来的前景感到担忧。

纽约的高端财富管理顾问Kris Rossignoli表示，尽管许多加拿大富人仍然将美国视为主要目标地，特别是因为美国税率较低，但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一选择。“对于一些家庭来说，搬到美国后不仅能节省大量税费，还能享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尤其是那些年轻的高收入人士，他们往往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选择前往美国。”

然而，也有富人将目光转向了欧洲。葡萄牙、意大利等拥有“黄金签证”政策的国家，允许通过投资换取居留权，这对一些寻求更宁静生活方式的富人来说，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经济停滞与税负压力下的富人抉择

富人外流的根本原因，除了税负问题外，更多地还与加拿大当前的经济状况息息相关。自疫情以来，加拿大的劳动生产率显著下降。TD银行的经济学家曾在报告中指出，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工资增长将停滞，税收将进一步增加，甚至可能导致公共服务的缩水。

“我们需要更多的激励措施来激发经济活力。” Etobicoke地区的财富顾问Tina Tehranchian说道，“企业家和富人希望看到政府出台更多刺激经济的政策，比如减税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以恢复信心。”

然而，Carolyn Cole指出，这些宏观经济问题对一些小型富人群体影响较大，而对于那些拥有全球性资产或海外业务的超高净值人士来说，加拿大的经济状况并非主要考量因素。“这些富人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产，几乎不受本国经济影响。”

出走的警示：未来的社会成本

尽管越来越多的富人正在“悄悄出走”，他们的财富迁移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尚未被公众广泛关注。Carolyn Cole指出：“这些富人往往是创造就业机会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如果他们继续迁移，未来几十年，特别是在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加拿大社会可能会感受到他们‘金融撤离’带来的后果。”

尽管如此，加拿大的富人总数仍在增长。据瑞银集团去年发布的报告，到2028年，加拿大百万美元以上净资产的群体预计将增长至240万人，增长率达到21%。尽管部分富人选择离开，依然有大量高净值人士看重加拿大的生活质量和言论自由，愿意在这里扎根。

“真正的‘离境’并非一蹴而就。” Tina Tehranchian补充道，“这一过程通常涉及复杂的税务、移民和法律安排，可能需要2到8年才能完成。对于那些拥有全球资产的家庭来说，这一过程将更加漫长。”

结语：富人外流的双重影响

加拿大富人出走潮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经济不确定性、税负加重和政治环境变化的交织下逐渐显现的趋势。富人选择离开不仅反映了个人财富管理的需求，也揭示了加拿大未来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挑战。虽然高净值人群的离开不容易在短期内察觉，但从长远来看，失去这些财富创造者，可能会对加拿大的经济稳定性、就业机会和社会福祉造成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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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经济前景如今悬于一线，随着马克·卡尼领导的自由党赢得选举并组成少数政府，经济学家纷纷发出警告。虽然选票仍在统计中，但目前看来，卡尼政府将无法获得议会的绝对控制，这使得经济学家们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充满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可能面临预算赤字激增和经济衰退的双重挑战。

联合政府的代价：赤字增加与财政宽松

卡尼的政府虽然仅为少数政府，但经济学家认为，即便如此，卡尼依然能够在新民主党（NDP）或魁人政团的支持下，推动其财政计划。Capital Economics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布朗表示：“如果卡尼必须作出让步以换取与其他政党的合作，那么财政政策可能会比最初预期更加宽松。”

这种财政宽松的背后，是卡尼政府可能面临的更高赤字。根据自由党的计划，加拿大的赤字预计将达到GDP的2%，约620亿加元，远高于议会预算官最初预测的1.5%。布朗指出，如果财政政策进一步放松，这可能会对原本预测的央行降息路径产生影响，进而限制加元和债券收益率的下行空间。

加元与利率：央行面临的两难境地

预算赤字的激增直接影响加拿大央行的货币政策。Rosenberg Research的首席经济学家戴维·罗森伯格指出，如果自由党与那些支出意愿更强的政党联合，央行将面临较小的降息压力，反而可能利好加元。他解释道：“若财政政策更加扩张，央行可能会面临加息的压力，而非降息。”

不过，财政扩张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央行的货币政策将不得不在支持经济增长与控制通胀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过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可能会导致通胀压力，迫使央行不得不采取更激进的加息策略，从而进一步影响加元和经济稳定。

加拿大小心衰退：全球和国内挑战并存

尽管目前赤字水平相对较低，但经济学家们警告，卡尼上任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应对可能到来的经济衰退。罗森伯格提出，衰退的风险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1. 特朗普贸易战的余波： 加拿大作为出口大国，直接受制于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如果全球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可能会严重冲击加拿大的出口行业，进而导致经济放缓。
2. 国内投资不振： 由于政策不确定性和财政赤字，企业可能减少投资，导致加拿大的经济增长停滞。加之环境法规的日益严格，国内经济复苏的步伐可能更加缓慢。
3. 美国经济衰退的外溢效应： 作为加拿大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疲软的迹象也可能会对加拿大造成直接影响。如果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加拿大的出口需求将受到压缩，经济放缓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未来不确定：卡尼政府能否应对经济挑战？

随着自由党少数政府的成立，卡尼的财政政策和政府能否有效应对未来的经济挑战，将决定加拿大的经济走向。经济学家艾弗里·申菲尔德认为，尽管赤字可能会在短期内可控，但如果全球贸易环境恶化，或者加拿大未能有效刺激经济增长，赤字可能会突破预期。“如果经济增长停滞或出现衰退，赤字将很可能超过2%GDP的预测，而这将让加拿大面临更加严峻的财政困境。”申菲尔德说道。

总的来说，加拿大的经济前景并不乐观。虽然卡尼政府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内或许能够带来一些宽松，但从中长期来看，预算赤字和衰退风险依然是悬在加拿大头上的两把剑。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卡尼政府能否顺利度过这一经济挑战，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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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太华/多伦多讯】在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之际，加拿大六大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罕见地发出一致呼吁，敦促政府摒弃自满情绪，推动国家经济政策的“彻底改革”，否则加拿大将错失下一个增长周期。

在本周举行的一系列股东大会上，从加拿大国家银行（National Bank）到皇家银行（RBC），顶级银行家们的表态罕见地一致——最大的风险并非来自美国的新一轮关税施压，而是源自加国自身长久以来的政策惰性与增长疲软。

“我们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国家银行首席执行官洛朗·费雷拉（Laurent Ferreira）警告道。他指出，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世界领先的能源产业，但如果继续在内部审批、税负和地区壁垒等问题上原地踏步，这些优势也将逐渐丧失。

“全球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经济衰退的风险是真实的，不是理论性的。”费雷拉在国家银行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我们需要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以确保加拿大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

这番表态，恰逢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加征部分加拿大进口产品关税，引发加国商界焦虑。长期以来，加拿大经济过于依赖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如今，这一依赖正迫使各界重新审视国内经济结构的脆弱性。

皇家银行首席执行官戴夫·麦凯（Dave McKay）本月早些时候也公开批评，加拿大“缺乏雄心”，税收政策和项目审批流程冗长繁琐，正在使投资者转向美国和其他国家。

“我们正失去机会——在能源、矿产、创新科技领域都是如此。”麦凯说。

同样，丰业银行（Scotiabank）首席执行官斯科特·汤姆森（Scott Thomson）指出，加拿大的生产率增长在过去二十年间长期低迷，令人担忧。

“如果我们继续仅靠外部需求拉动增长，而忽视了国内产业基础建设，那么每次全球风向变化，我们都会比别人更脆弱。”汤姆森说。他呼吁，加拿大需要确立“以增长为中心”的国家议程，不仅是对外寻求机会，也要在国内打破壁垒，重塑自主增长的能力。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加拿大2024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仅为0.2%，大幅低于美国同期的2.1%。与此同时，加拿大的人均GDP自2019年以来持续下滑，已落后于经合组织（OECD）主要国家平均水平。

更令人忧心的是，内部障碍同样阻碍了加拿大的潜力释放。世界银行在其《2024年营商环境报告》中指出，加拿大企业在获得基础设施项目审批、跨省贸易便利度等方面，排名已滑出全球前20。

“我们有全球最丰富的绿色矿产资源之一，但开采一座新矿需要8到12年才能获批。”一位不愿具名的能源公司高管在接受采访时抱怨，“而在澳大利亚，这一过程平均只需2到4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家们强调，政策改革的方向应包括：加速大型能源与基础设施项目审批流程、降低企业税负、统一全国各省贸易标准，并加大对新兴技术和绿色转型的投资。

国家银行的费雷拉特别提到，加拿大不仅要发展可再生能源，更不能忽视传统油气领域的战略价值。

“全球能源转型不会一蹴而就，石油和天然气在未来几十年仍将是必不可少的。”他说。“我们应在确保环境可持续的同时，巩固在传统能源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

对于即将到来的2025年联邦选举，多位银行高层也提出希望，不论哪一党派上台，都必须将“增长优先”作为执政核心，而不是继续推行零散、短期的政策应对。

“不改革，就会落后。”麦凯直言。“这个时代，不进则退。”

与此同时，加拿大企业界也在寻求自救。丰业银行日前宣布，将加大在加拿大本土创新科技初创企业的投资规模，预计未来三年内投入10亿加元。道明银行（TD Bank）也在积极推动跨省金融产品互认，以期打破地区壁垒，提升市场活力。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仅靠企业界单方面努力远远不够。没有联邦政府和各省的协调改革，加拿大很难打破当前的增长天花板。

“加拿大拥有巨大潜力。”加拿大独立智库CD Howe Institute高级经济学家凯瑟琳·李（Catherine Lee）表示，“但潜力必须转化为现实，这需要果断的政策选择和真正的政治勇气。”

从银行高管们罕见的一致发声可以看出，加拿大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时刻。

是选择在全球经济动荡中自我加速，还是继续在舒适区原地打转？十字路口的答案，正在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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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创立于1670年的传奇公司——曾与毛皮交易、探索新大陆和加拿大国家认同紧密交织——在4月25日宣布，将彻底关闭在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仅存的6家门店，并同步关闭电商平台thebay.com。
“加拿大，你永远是我们故事的一部分。”Hudson’s Bay在官方Instagram账号上写道，一如一个老朋友挥手道别。

【多伦多讯】在北美最古老企业之一的悠长回响中，加拿大人本周目送了Hudson’s Bay最后一次落幕。

消息早有预兆。今年3月，Hudson’s Bay已宣布大规模收缩门店网络。但当最终确认全部关门的决定时，许多加拿大人仍感到措手不及：这不仅是百货公司的倒下，更像是国家记忆的一部分轰然崩塌。

从毛皮帝国到购物天堂

Hudson’s Bay的历史几乎与加拿大本身的诞生等长。它起源于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授予的皇家特许，最初是一个专营毛皮贸易的殖民公司，领地曾覆盖近四分之一的北美大陆。
在数百年中，Hudson’s Bay见证了帝国扩张、原住民贸易、铁路兴建、城市兴起乃至现代消费文化的到来。其标志性的四色条纹毛毯，成为加拿大家庭与军队的必备用品——也成为一种象征。

到了20世纪中后期，Hudson’s Bay转型为加拿大最重要的高端百货连锁之一，在全国范围内设有数十家门店。对一代又一代加拿大人来说，无论是购买第一套正装、为新家选购家具，还是在圣诞橱窗前驻足憧憬，Hudson’s Bay都是记忆中不可或缺的场景。

市场巨变与缓慢告别

然而，在电商冲击与零售模式转型的大潮中，Hudson’s Bay逐步失去了往日光彩。
在Amazon、Indigo等线上平台崛起后，传统百货店的“大而全”模式显得日渐笨重。近年来，加元贬值、生活成本上升也进一步压缩了中产阶层的消费意愿。

即便Hudson’s Bay曾尝试数字化转型、重新定位品牌，最终仍未能挽回命运。
清仓促销自4月25日开始，折扣高达70%，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寻宝——但在商品之外，人们更多的是在回忆逝去的时代。

遗产不会消失

尽管门店关闭，Hudson’s Bay留下的文化符号仍将存在于加拿大的肌理中。从地名到美术馆藏品，从历史教科书到毛毯上那抹熟悉的红绿黄蓝，Hudson’s Bay依然是国家身份的隐秘注脚。

有分析人士指出，Hudson’s Bay的故事也是一个警示：在全球化和科技变革下，即使最悠久、最有情感连接的品牌，也必须不断自我革新，否则终将被时代抛下。

临别之际，Hudson’s Bay的告别词没有愤怒，也没有怨恨，只有温柔而坚定的叮嘱：“请继续把我们的条纹披在肩上，缝进我们共同创造的记忆里。”

在国境之北、森林与湖泊之间，加拿大人或许还会继续讲述属于Hudson’s Bay的故事，只不过，讲故事的地方，已从熙熙攘攘的商场大厅，换到了更私密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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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经济最新数据释放出一个清晰而令人不安的信号：在艰难努力后，经济虽然勉力止住外溢，但动能正加速流失，急剧收缩趋势逐步成型。

加拿大统计局近日公布，3月份零售销售环比增长0.7%，表面看来稳健，但经济学家普遍担忧：一切增长不过是浮冰之上，随时可能破裂。周期性与非必需品消费的持续疲软，已成为潜在危机的前兆。

“现在的局势就像在拆楼——周期性消费已连续两个月下降，分别为1.4%和1.7%，这不是偶然，而是系统性疲软的表现。” Rosenberg Research首席经济学家David Rosenberg直言。他指出，房地产市场、制造业与服务业消费动能正在同步熄火。

BMO资深经济学家Shelly Kaushik则提醒，3月的销售回暖更多源于季末清仓及税务季前消费冲动，并不能掩盖整体下滑趋势。“这是一场最后的冲刺，”她警告。

更大的担忧来自于未来走势。CIBC高级经济师Katherine Judge指出，加拿大零售销售在第一季度几乎停滞，相较去年底5.6%的年化增长率大幅萎缩。油价下滑未能提振消费，反而促使家庭加速资产防守，减少支出。

全球主要经济体正纷纷转向宽松周期。日本、美国陆续释放降息信号，欧洲央行则表态“宁可先保经济”，而加拿大央行（BoC）却显得迟疑。多位分析人士批评，央行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过于自信”，低估了经济骤冷的风险。

Rosenberg直言：“加拿大央行看似放弃警觉，他们正走向一次突发性的经济衰退。”

根据BoC最新预测，到2026年第一季度，加拿大GDP产出缺口预计将扩大至-1.7%。与此同时，服务业价格压力正全面松动，通胀压力出现根本性瓦解。若这一趋势持续，所谓的“中性利率”概念恐怕将被直接抛弃，经济将进入长期低增长与利率回归零附近的新周期。

在这一形势下，市场普遍预期，6月降息几乎已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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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on Frid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lift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unless Beijing makes substantial concessions in trade talks. In response, the Chinese Embassy in Washington swiftly issued a statement warning that extreme pressure tactics will not succeed and urged the U.S. to correct its course.

Speaking aboard Air Force One, Trump told reporters that China “must take real and concrete actions,” otherwise the current tariffs will remain in place. He stressed that any decision to roll back duties would hinge on China’s “genuine demonstration of goodwill.”

Meanwhile, a spokesperson for the Chinese Embassy stated that the two sides have not engaged in any negotiations regarding tariffs, nor have they reached any agreements. The spokesperson criticized Washington for attempting to negotiate while simultaneously applying pressure, stating, “This is not the correct way to engage with China,” and warned that continued coercion would only deepen confrontation.

The latest exchange highlights the deep-rooted rift between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over tariff issues. Analysts noted that, amid a slowing global recovery, rising tens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could inject fresh uncertainty into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investment flows.

Over the past week, the U.S. administration has sent mixed and sometimes contradictory signals about its tariff policy toward China, with senior officials offering diverging statements, leaving markets increasingly unsettled about the prospects for any deal. Beijing, for its part, has adopted a measured tone, emphasizing dialogue and equal-footed negotiations, while firmly rejecting what it called “blackmail and threats.”

According to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matter,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egun evaluating potential countermeasures should the U.S. escalate tariffs further, including restricting exports of key raw materials and tightening regulatory scrutiny of American businesses.

While both sides publicly claim to remain open to dialogue, the deep mistrust over core issues makes the prospect of a breakthrough increasingly rem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