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报税季刚落幕的五月,很多工薪家庭在填写完最后一栏税表后,心中浮现的不是“退款到账”的喜悦,而是一种隐隐的“税感焦虑”:自己交得是不是太多了?为什么生活仍旧没有起色?
根据《环球邮报》最新调查,过去十年,加拿大中等收入家庭的税负在名义上变化不大,但在现实中,他们的“财务自由度”却未见增长。这种表象下的停滞,源于一个被广泛忽视的“沉没税负”:制度调整掩盖了实际负担的转移,而工薪阶层无处可逃。

被掩盖的“隐性负担”
例如,年薪14万元的温哥华年轻租房夫妇Sam与River,在2024年实际缴税比率为23%,与2014年持平。但当你将住房成本、生活支出和销售税计入,发现他们2024年实际税款已上涨66%,这与他们收入涨幅几乎同步——换句话说,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十年原地踏步。
税务专家Jay Goodis坦言,“联邦调低了低税阶税率,确实给中产减负。但CPP等缴费增加等于把这份‘减负’从一只口袋移到另一只口袋。”也就是说,在账面减税与现实生活之间,中产阶层经历的是一种“表观舒缓、实质紧缩”的双重压力。
谁减了?谁涨了?
反观同样收入水准的退休老人群体,他们2024年的综合税负比2014年降低了2个百分点。政府通过调升老年金免税额度、优化养老金抵免,让这个群体在“财务晚年”中稍获宽慰。
而最引发争议的,是高资本收益者。在自由党政府搁置提高资本利得纳入比率的政策后,以Kevin与Julia为例,其近百万年收入中的50万元资本收益,仅缴纳了约27%的综合税负,略高于2014年。
更耐人寻味的是小企业主Melissa。她在出售250万元资产后的当年税负占比仅为20%,即便在AMT(替代性最低税)限制下,依然低于同类高收入者。资本性收入的税率优势让高净值者得以规避更高边际税率,实现了结构性“合法避税”。
制度设计的再分配疑问
Canadians for Tax Fairness组织临时执行长Katrina Miller指出:“政府正在努力将税负向高收入群体转移。但问题是:转移幅度是否足够?而中产又是否成了缓冲层?”
事实上,加拿大税收制度的“渐进性”早在过去十年逐步减弱。尽管高收入者名义税率提升,但实质税负并未呈现成比例增加,部分原因在于各类抵免、账户避税(如TFSA)及企业架构设计。相比之下,中产家庭缺乏这些机制,只能被动承担增长的销售税、物业税与退休金缴费。

一个越来越难以跳出的循环
加拿大著名经济评论员Armine Yalnizyan曾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在10年后依然觉得没什么改善,那税收制度值得反思。”税收并非只是政府财政工具,更是社会信任的试金石。
当“税收换服务”的信念逐渐变成“税收换债务”时,中产阶级的沉默不再只是经济困境,更是结构性焦虑的外溢。他们不是没有努力,而是在系统的边界里,被迫围着税单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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