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温哥华地区汽油价格一夜飙升至每升178分甚至突破180分，加拿大西海岸的司机们再次感受到“油费火箭”般的压力。就在不久前，碳税被取消的消息曾让不少车主松了一口气，毕竟这意味着每升油价直接降低约17至20分。然而，这种“减税红利”究竟释放了多少缓解？如今，油价迅速反弹，令公众对政策效果产生质疑。

石油分析师丹·麦克蒂格（Dan McTeague）指出，近期油价的飙升主要受到美国西海岸炼油厂故障的冲击。上周，加州贝尼西亚瓦莱罗炼油厂发生火灾，关键生产装置受损严重。作为北美西海岸重要的燃油供应点，该炼油厂的停工导致了供应链紧张，BC省的油品产量难以填补缺口。与此同时，加元走软加剧了进口燃油的成本压力。

从加州到温哥华，随着阵亡将士纪念日和维多利亚日的长周末开启，夏季驾驶季正式拉开帷幕。传统上，这一时期油品需求激增，叠加炼厂供应受限，油价水涨船高成为常态。

面对这一现实，BC省省长戴维·艾比（David Eby）强调取消碳税能够为车主节省17分/升的油费，确实缓解了部分民众的燃油负担。然而，麦克蒂格则提出警示：“这只是‘短暂假象’，油价的上涨是市场和供应链的自然反应。”他提醒说，一年前同期，温哥华地区的平均油价高达202.9分/升，而当前的178分实际上是扣除了碳税的“表面低价”。

过去几周，碳税取消带来的积极影响逐渐消失，油价的上行趋势开始回归常态。麦克蒂格预计，未来几周内油价还将上涨约10分，待加州炼油厂恢复生产，价格才可能企稳。今年夏季，大温油价将长期维持在180至190分区间，远高于多数加拿大其他城市。

对比加拿大主要城市的油价走势，BC省的情况尤为突出。温哥华和维多利亚的油价明显高于多伦多、渥太华和蒙特利尔，反映了西海岸能源供应链的脆弱及区域经济负担的不均衡。

对于普通车主而言，碳税取消虽然缓解了部分燃油成本，但更深层次的供应链风险、区域炼厂依赖和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才是真正决定未来油价走势的关键。政策制定者和民众都需认清：在全球能源格局动荡的背景下，短期的税费调整无法彻底解决油价攀升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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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各大城市，Costco会员悄然掀起一波“黄金投资热”。这家以牛肉卷、洗衣粉和超值大包装食品闻名的大型会员制仓储超市，如今却因其出售的1盎司金条供不应求，被迫连续调整购买限制，从每人两条降至仅限一条。甚至连售价高达数千美元的100克金砖也限制一人只能购买一块。

对于投资界而言，这种“非典型金市狂潮”正在释放出一项不同寻常的信号：金条正从专业投资品，变成一种大众化的安全感符号。

根据Costco官网信息，这些金条通常在上线几小时内即告售罄。尽管其售价高于即期金价0.8%至2.4%，仍阻挡不了抢购者的热情。Reddit上的“Costco贵金属”论坛中，不少用户分享抢购经验，甚至设定自动提醒功能，只为能在金条上线第一时间下单。

Costco的“非投资型”品牌力量，恰恰成为吸引普通消费者入门黄金市场的关键。相比传统金商或银行，Costco以“透明定价”“不卖假货”的声誉赢得了中产阶层的广泛信任。一位密尔沃基的家庭主妇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我买金条不是为了投机，而是因为Costco让我感觉安全。”

这波“平民化黄金潮”背后，还隐藏着美国经济的另一面。通胀压力与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令大量中小储户寻求稳定保值选项。而黄金，作为“反危机资产”，自然成为避风港。在这样的背景下，Costco的金条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情绪出口。

此外，Costco对于限购政策的反复调整，也被部分分析师视为一种“需求调控”手段，以避免大宗买家或抢购机器人“扫货”，排挤普通消费者。“对Costco而言，金条销售不是主要利润来源，而是会员忠诚度的象征，”有零售分析师指出，“这是一场以信任驱动的金融行为实验。”

随着金价在2025年一路飙升至每盎司3400美元的历史新高，Costco这家“卖热狗的零售商”却意外成为了零售黄金流通的关键节点之一。如果说过去黄金是银行金库中的象征，如今它可能正躺在加州某个家庭的厨房抽屉里——用Costco会员积分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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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街头，数百万司机都曾经历同样的瞬间：车辆在红灯前熄火，空调停摆，发动机轻微震颤后再度启动。这就是近年来新车普遍配备的“自动启停”（Auto Start-Stop）技术。

如今，这项曾被环保监管机构广泛推崇的节能措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舆论逆流。美国环保署（EPA）代理署长李·泽尔丁（Lee Zeldin）近日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公开表示，将推动取消该技术在新车中的强制应用。短短24小时，这一言论引发超过800万次浏览，引爆公众情绪。

泽尔丁写道：“企业靠这功能拿到了气候奖杯，但真正用车的人都讨厌它。我们必须修复这个问题。”

这种激烈表态并非空穴来风。自2020年起，为满足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CAFE）标准，自动启停几乎成为美国新车标配。然而，这项初衷为节能减排的技术，却在用户体验上留下了深刻裂痕。

“你在佛州等个红灯，空调跟着熄火，三分钟仿佛蒸桑拿。”迈克尔·巴罗内，一位长期撰写汽车评论的专栏记者如此抱怨。

在泽尔丁的贴文评论区，类似声音层出不穷。有汽车销售员直言：“顾客都要求关闭这个功能，一年能省的油钱还抵不上电池提前报废的成本。”另一位用户则讽刺，“这是环保主义者对城市司机的‘行为改造计划’。”

事实上，不仅用户反感，一些业内人士也对该技术是否真能带来环境益处提出质疑。有研究指出，在频繁启停中发动机排出的短时间不完全燃烧气体，反而可能在微观尺度上提升污染物释放。

尽管泽尔丁尚未公布具体的政策路径，但其言论可能预示着环保署将重新评估该技术在节能政策中的角色。一位汽车制造商的匿名工程师告诉《纽约时报》：“这将对行业标准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对今后如何定义‘绿色科技’这一概念。”

环保主义者则陷入两难。一方面，他们承认该技术节能潜力有限；另一方面，他们警惕此举是否为削弱环保法规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技术要成功，不能只在实验室有效，也要能被社会接受。”环保智库“绿色未来”政策分析师劳伦·哈斯金斯指出，“环保政策的下一步，不只是技术正确，更是体验友好。”

此番关于“自动启停”的争议，不仅关乎一项汽车功能的生死命运，更折射出当代绿色政策的深层张力——在气候理想与民众感受之间，何为最合理的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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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罕见在贸易战中“握手言和”，或许并非出于宏大战略转向，而是源于特朗普政府在经济和政治前线的双重失守。5月初，白宫宣布在90天内暂停加征关税，对现有关税平均下调115%。这场突然的“撤军”，表面是谈判突破，实则是选票和市场联手逼宫的结果。

消息人士对《经济学人》披露，白宫内部对于关税政策的反思早已浮现。特朗普曾坚持“短痛换长利”的策略，希望通过对华施压迫使产业回流。但他的“基本盘”——中西部蓝领工人群体，已率先感受到痛楚：中美航运中断导致港口作业锐减，运输行业发出失业警告，农业出口受阻，库存堆积成山。

这不是战术性撤退，而是民意引发的结构性裂缝。据称，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与财政部长贝森特曾联合警告特朗普，“再不退，2024年的中西部就要失守”。企业界的反弹也愈发尖锐。多位跨国企业CEO对白宫表达抗议，汽车和零售业则将成本上涨直接归因于贸易政策。

与此同时，关税政策的“日更”速度令市场目不暇接。2025年开年以来，特朗普已签署或撤销了超过50项关税相关命令。特朗普“今天制裁，明天撤销”的节奏，反映出他在经济与民意之间的摇摆。一位经济顾问讽刺道：“这不是战略，是即兴表演。”

美国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顾问布里连特直言：“这次退让，是对‘制造业回流’神话的一次现实检验。”经济数据也支持这一判断：尽管关税下调，当前平均税率仍高达17.8%，创下近百年新高。更严重的是，据耶鲁大学估算，这一政策每年将给普通美国家庭带来约2800美元额外负担。

共和党内部甚至出现裂痕。一位策略师私下指出：“这是特朗普第一次在经济问题上退缩。因为他最害怕失去的，不是中国市场，而是宾州的卡车司机。”

关税战暂歇，但特朗普的经济信仰，正面临越来越多“自己人”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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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多数家庭为税单补缴焦头烂额之际，一群自称“爱国的百万富翁”的富人却高调发起请愿，呼吁联邦政府“对他们自己征更多的税”。此举乍看荒谬，却揭示出一个更深层的社会裂缝——对税收正义的重新追问。

这群富人效仿的是源自美国的“Patriotic Millionaires”组织，其加拿大分支由生物科技企业家、慈善基金会负责人、前Shopify高管等人构成。他们主张提高资本利得税、设立全国性财富税，并计划于今年6月在渥太华发起公开活动，推动税制改革，赶在2025年加拿大主办G7峰会前“抢占道德高地”。

“我们缴的税，居然比办公室文员还少。”组织成员、科技行业慈善家Sabina Vohra-Miller直言。这些富人认为，加拿大税制过于“奖赏资本”，却对劳动收入抽税更重，反映出制度性倾斜。他们主动站出来，不是为了“自我牺牲”，而是想终结“靠避税游戏累积财富”的旧模式。

但反对声并不小。加拿大知名私募基金人John Ruffolo警告，加税可能驱赶创新人才和资本。他认为，与其强征税，不如倡导慈善自愿捐赠。他指出：“巴菲特、盖茨也靠捐赠做出巨大贡献。”

对此，加拿大分会主席Claire Trottier给出回击：“我们不能把社会公义交给富人的善意。这是国家的责任，不是施舍的慈善。”

UBC税法教授David Duff表示，加拿大正处于一个“税收政治的十字路口”。“逃避增税的声音很大，但他们越大声，说明政策改革越触痛要害。”

数据显示，加拿大财富差距已达近25年来新高。首富1%的资本收益占所有增长的半数以上，而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则停滞甚至倒退。

税制改革不再是技术讨论，而是政治立场的选择。“爱国的百万富翁”究竟是真诚的悔悟，还是一个精致的社会运动包装？这仍待公众检验。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富人开始主动质疑自己是否‘缴得太少’，这个国家的分配公平神话，正在被重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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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的固定收益，90天内到账”“资金用于房地产过桥贷款，低风险高回报”——在社交媒体上留下无数墨镜、跑车、海岛度假照之后，Greg Martel，一个自称“精英企业家”的前房贷经纪人，将他的虚构世界变现为一场覆盖北美的金融灾难。

据BC省最高法院与普华永道披露的调查结果，Martel通过其公司My Mortgage Auction Corp.，以短期地产融资为名，实则运行一套复杂的庞氏骗局，骗取逾3.01亿加元资金，波及1229名投资人。更令人震惊的是，加拿大皇家银行（RBC）与省级监管机构BCFSA如今也站上被告席，被指在明知资金流异常和接到正式投诉后，未能及时干预和调查。

监管失联：制度漏洞的代价

诉讼文件指出，RBC作为Martel账户的主要银行，在多年内未能识别其与房贷业务性质严重不符的大额交易流水。而BCFSA尽管早在2017年与2021年就收到对Martel的正式举报，却因“权限有限”未展开实质调查。

“这不是单一的犯罪行为，而是监管协同体系的系统性崩塌。”一位熟悉案件的金融合规顾问指出，“银行合规机制名存实亡，省级监管权力虚弱，使这类金融诈骗可以畅行无阻。”

骗局制造者：从精英人设到资金黑洞

Martel的策略是教科书式的成功学包装。他频繁出现在媒体与播客中，标榜自己为“创新型企业家”，并借助Instagram、LinkedIn等平台打造财富自由的形象。在成功“人设”背后，投资人信任盲投，部分家庭甚至变卖资产、借贷入局。

当现金流在2022年底断裂，Martel一边安抚投资人“只是延迟”，一边继续在美国买卖豪宅、驾驶法拉利出入赌场与高档会所。法院资料显示，他在五年间花费逾千万加元于旅行、车辆、餐饮与珠宝消费。

2023年5月，骗局曝光，Martel人间蒸发。法院已对其发出通缉，最后踪迹为泰国和迪拜。

结语：高回报诱惑下的制度空窗期

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个人诈骗者如何精准操纵公众情绪，也暴露出加拿大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在跨省协调、反洗钱机制与合规响应方面的长期短板。在投资者教育与监管执行之间，加拿大显然低估了骗子的能力，也高估了监管者的意志。

“这是对所有金融参与者的警告，”一位风险管理学者直言：“在高收益产品背后，如果没有问一句‘它合法吗？谁监管？’，那你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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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加拿大，这对曾被称为“世界上最长和平边界”的邻国，正经历一场无声的冷战。

2025年春季，加拿大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主动放弃跨境旅行。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仅3月份，加拿大人驾车赴美次数骤减近32%，搭乘航班减少13.5%。边境冷清的不仅是车流，还有加拿大人的信任与好感。

这种“非正式抵制”正对美国边境小镇带来致命冲击。著名的Peace Bridge免税商店已宣布破产，而周边依赖游客的商业区也陆续传出“撑不下去”的声音。

“我们不是在惩罚美国，”卑诗省居民Emily Jiang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只是不再觉得去美国是安全、受欢迎的事情了。”

她说出了许多加拿大人的心声。

从入境关卡升级盘查，到新出台的离境拍照计划，再到美国部分政客对加拿大移民“吸血鬼”的攻击言论——一连串边境摩擦已彻底撕裂原本习惯无护照通行的跨境关系。

本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证实，未来将对所有经汽车离境的旅客实施“生物识别拍照”措施，涵盖美加与美墨边界，照片将与护照资料自动比对，用于“反恐、缉捕、身份稽核”。

这项政策首次将“离境也需被记录”作为执法要求，引发加拿大政界与移民社群忧虑。

“我们正在目睹跨境自由的终结。”多伦多大学边境研究学者Mary Poirier警告，“每一次数据采集、每一次边检加码，都是对‘北美一体化幻想’的解构。”

而最受影响的，是在加拿大生活的华人移民社群。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频频发声：即便持有永久居民身份或NEXUS快速通关卡，也可能因一次旅行目的不清、手机内容敏感，而被美方“问个底朝天”甚至扣留。

2024年，加拿大是美国最大国际游客来源国，创造超过205亿美元消费与14万个就业岗位。而到了2025年夏季，赴美航班预订量已下滑70%。

即使是美国政府，也开始意识到“边境冷却”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后果。缅因州、加州和伊利诺伊州州长纷纷向加拿大人发出“我们欢迎你”的信息；但在社交平台上，加拿大人更多的回应是沉默——以及取消订单。

“我们不是在抵制美国，而是在选择信任我们自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人律师说，“自由、尊严与安全，不该在边境被质疑。”

这一切，或许比任何一次官方声明，更真实地描绘了美加关系的温度正在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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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货轮在加州港口全面“归零”，这场由关税引爆的贸易寒潮正从抽象的数字走进美国日常经济结构的核心地带。美国加州两大门户——洛杉矶港与长滩港——9日当天未见一艘中国船只靠岸，这是自新冠疫情以来的首次。货物流断层的冲击，迅速引发了地方与联邦政策之间的激烈碰撞。

长滩港行政总裁柯德罗警告，当前港口运力骤减超过35%，比疫情最严重时期还要糟糕，“我们看到的是比2020年更剧烈的断链。”他坦言，来自中国的货物占港口进口量的六成以上，若中美贸易无法恢复，影响可能向东蔓延至整个供应链系统。

贸易战的真实代价，开始浮现在消费者生活中。学童书包的缺货只是前奏，圣诞节玩具、节能家电乃至药品的短缺或许已在路上。航运巨头马士基也报告，美中航运量已锐减40%。

面对这场正在展开的“物流危机”，加州州长纽森罕见发布电视广告，直指川普的高关税政策正在“削弱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在30秒的广告中，他强调加州靠“开放、创新与合作”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而不是靠惩罚性关税和经济孤立。”

这番话显然不仅是地方首长的担忧，更是在为即将到来的中期大选埋下政治伏笔。作为潜在的民主党全国舞台新星，纽森正在用经济话语回应川普的“美国优先”。他试图把“高关税等于高通胀、高失业”这一叙述植入中产家庭的消费痛点。

与此同时，纽约、新泽西、西雅图等港口也传出货量锐减，表明此次冲击并非局限于美西沿岸，而是可能触发一场联邦层级的经济结构震荡。

分析人士指出，在全球通胀未解、地缘冲突持续的背景下，若美国内政转向贸易孤立主义，不仅难以扭转赤字，更可能损及美元与美企的全球地位。正如纽森所言：“惩罚性的政策，从来没有让国家变得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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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伦多，一栋价值数百万加元的市中心豪宅中，警方查获了价值逾100万加元的奢侈品，从香奈儿手袋、LV行李箱到限量款高跟鞋一应俱全。唯独缺席的，是对信任的尊重。

在这场令人瞠目的金融丑闻背后，是一对表面风光、实则债务缠身的律师夫妇——Singa Bui 和 Nicholas Cartel。他们本应代表法治、诚信与专业，却被指控利用法律职业的信托机制挪用客户超过700万加元的资金，打造出一个奢靡泡影的“中产幻境”。

Bui是房地产律师，合伙经营Cartel & Bui LLP事务所。根据其在民事诉讼中的宣誓声明，她自2014年起开始从公司信托账户中抽取小额款项以“维持生计”，随后愈发失控，豪华度假、艺术品收藏、子女私校学费、米其林餐厅消费样样不缺——一场“高压生活下的冲动疗法”。

而她的丈夫Cartel则坚称毫不知情，称家中与事务所的财务均由妻子掌控。警方尚未对其提起正式指控，但他本人去年也因藐视法庭被判入狱30日，目前正在上诉中。

这对夫妇的“奢侈人生”如今成为警方重点追查的洗钱证据。多伦多警方反欺诈小组称，他们的生活水准远超其申报收入，信用卡记录显示，大量奢侈消费直接关联客户资金流动。搜查令指出，他们不仅滥用信托机制，还曾多次误导客户掩盖资金去向。

但更令人侧目的是公众的反应：并无太多义愤填膺，反而充满“实用主义”与调侃。一名网友写道：“别的先不说，拍卖会在哪？我想要那双MB高跟鞋。”另一人则评论：“他们只是把人生最大交易交给了最不该信任的人。”

讽刺的是，受害者多为普通购房者，或在买卖交易中寄望于专业法律服务保障其财务安全。他们失去的不只是金钱，更是对制度的信任。一位受害者、注册抵押贷款经纪人Ingarra指出：“你简直是在偷窃和利用那些最信任你的人。”

目前，Bui已被律师协会停职，并面临多项纪律处分，而Cartel则仍试图恢复其律师执照。但公众心中的“法律人”形象，恐怕已遭重塑。

在这个普遍信任稀缺的年代，这起事件像是一面镜子，映出当律法成为“名牌橱窗”背景时，那些站在前台的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欲望深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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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通货膨胀几乎成了日常用语的国家，加拿大人的“负债日常”正从焦虑转向现实危机。根据金融平台Money.ca最新发布的《加拿大债务危机报告》，虽然非抵押类债务增幅仅为3.79%，但拖欠率却同比飙升19.14%，达到历史罕见的1.43%——这意味着每100名加拿大债务人中，就有近1.5人无法按期偿还最低额度。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财务困境，正在吞噬一个国家的中产神话。

问题并非始于今日，但正在加速恶化。自2022年以来，加拿大央行连续多轮加息，使数百万房贷、信用卡与信用额度的利率成本急剧上升。在“高房价 + 高利息”的双重夹击下，许多原本账面“良性”的债务，正在向“不可持续”转变。

最受冲击的，是“两头夹击”的人群：一头是年轻人，财务起点低，抗风险能力弱；一头是即将退休者，已无稳定增收空间，却需面对高通胀和养老金贬值。报告显示，18至25岁人群的债务拖欠率上升17.02%，而56至65岁人群则为16.88%。这场债务危机，正在重塑加拿大人的生命财务周期。

地理分布上亦显示出**“城市失衡”**的明显特征。多伦多与温哥华等大城市的拖欠率飙升超20%，而哈利法克斯等中小城市反而展现出较强韧性。这既反映了房价对家庭债务结构的深刻影响，也映射出大城市在危机中失去“吸纳风险”的能力。

债务问题，不再是某个群体的临时麻烦，而是演变为一种结构性社会风险。搜索引擎数据显示，“预算规划”的搜索热度同比飙升152.86%，而“发薪日贷款”——这一高度风险的借贷形式——也上涨了27.6%。人们在试图理财的同时，也在用更危险的方式“借明天的钱过今天”。

值得警惕的是，这场债务危机与2008年不同。它没有次贷衍生品作引信，而是**“积重难返”的生活本身**。这是一个社会长期缺乏财务教育、政府政策缺乏防火墙设计、消费文化鼓励“超前享受”所结出的果实。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眼下最紧迫的不是止住债务本身的增长，而是阻止家庭债务危机向社会系统性风险演化。是时候重新审视“信用社会”的结构基础，也该为那些被压在沉没成本下的人，留一条喘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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