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加拿大税务局（CRA）宣布其最新裁员计划，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减少约6500名员工，这一消息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不安。作为该国重要的财政管理机构，加拿大税务局的工作直接关系到纳税人和政府之间的资金流动，而这一轮大规模裁员的决定似乎正在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工会的抗议与呼声

代表税务局员工的工会——税务雇员工会（Union of Taxation Employees，简称UTE），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并立即发起了名为“加拿大等待”（Canada On Hold）的在线活动。工会主席马克·布里埃尔（Marc Brière）在活动中公开谴责政府的裁员决定，认为这将进一步恶化服务质量，特别是影响到呼叫中心和公众的沟通渠道。

根据布里埃尔的说法，去年CRA已经裁减了约3300名呼叫中心员工，这导致了接入电话的延误、等待时间过长甚至掉线问题。而随着今年5月裁员1300名员工，这一问题变得愈发严重。布里埃尔强调，在员工数量显著下降的情况下，加拿大税务局的电话服务几乎陷入瘫痪，“大多数电话都无法接通”，他称这使得民众的税务问题难以解决，甚至影响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

裁员与预算削减：政府的财务压力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表明，裁员的决定与财政预算的缩减直接相关。根据2025-26年度的部门计划，加拿大税务局的预算削减预计将影响到近10%的员工。这一调整是根据联邦政府要求各部门在2028-29年前削减15%的项目支出而作出的。税务局的规划显示，预计员工人数将从当前的约50,804人减少至2027-28年度的47,732人。

对于这一决定，布里埃尔提出了严正的警告。他认为，虽然政府试图通过裁员达到缩减财政赤字的目标，但当前加拿大税务局的工作量和服务需求正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布里埃尔直言：“每年需要处理的案件和电话越来越多，但相应的员工却在减少，政府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服务缺失问题。”

疫情后的过渡与人员配备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期间，加拿大税务局的员工人数曾一度大幅增加，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保障和财政救助需求。从2019年的近4.4万人，增长到2024年的5.9万人。但随着疫情逐渐消退，政府显然希望回归到疫情前的人员配置水平。然而，布里埃尔指出，在疫情期间的快速扩张并未完全解决税务局长期以来存在的人员短缺问题，裁员现在显得尤为不合时宜。

民众与纳税人面对的问题

对于广大加拿大民众而言，税务局的服务质量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税务申报，还是解答有关福利和补贴的问题，税务局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政府部门。而此次裁员风波无疑让许多纳税人感到焦虑和困惑。许多人担心，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税务局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将会严重下降，甚至可能影响到国家的财政健康。

随着裁员的推进，工会和民众的抗议声音愈加强烈。在工会的呼吁下，数百名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向议员发声，要求政府重新考虑裁员计划，并保证税务局能够维持足够的人员力量来处理日常工作和纳税人需求。

未来展望

加拿大税务局此次裁员不仅仅是一个财政问题，它背后涉及的是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布里埃尔表示，政府若继续推进大规模裁员，将可能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和社会压力。工会已经宣布，将在今年秋季启动第二阶段的抗议活动，重点关注税务局的其他部门及可能波及到的永久员工岗位。未来，裁员是否会影响到税务局的核心职能，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又将如何变化，值得持续关注。

总的来说，虽然税务局裁员的背景是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但它所带来的社会不安和服务质量下降的风险无疑是严峻的。这一系列变化将如何影响加拿大的税务管理体制、民众的日常生活，以及政府的财政政策，都将在未来几年内逐步揭晓。

在加拿大，买房远不止是一笔简单的交易。它不仅牵动家庭最大的资产配置，还可能决定未来数十年的税务负担。

对于不少华人家庭而言，房产往往是财富的核心。但从买入到出租、再到出售，每一个环节都隐藏着不同的税务规则。稍有不慎，可能导致税负陡增，甚至留下合规风险。

自住房与免税政策

在加拿大，最具吸引力的政策莫过于“主要自住房免税”（Principal Residence Exemption）。

当业主出售主要居所时，符合条件的增值部分可免税。这让自住房不仅是居住之所，也是最优的税务工具。

然而，免税有严格的限制：一个家庭在同一年只能指定一套房产为主要居所。如果夫妻分别持有不同房产，如何分配“免税年限”，直接关系到未来税负轻重。

一位在温哥华的华人业主就曾因未及时申报“指定主要居所”，在出售投资公寓时被追征数万加元的资本增值税。

出租与复杂的预扣制度

若业主将房产长期出租，则需将租金计入年度应税收入。加拿大税法允许扣除贷款利息、地税和维修费等支出，但这仅适用于税务居民。

对于非居民，情况则截然不同。租金收入需按毛收入 25%预扣。除非提前递交 NR6表格 并获批，才能按净收入缴税。年底还必须通过 216表格 进行结算。

此外，大温地区特有的“空置房税”也给非居民带来额外负担。从省级的投机及空置税（SVT），到温哥华市政府的空置房屋税（EHT），再到联邦的“未充分利用住房税”（UHT），对持有空置房的业主而言，每年都可能是一笔沉重的支出。

新房与二手房的巨大差别

新房买卖涉及消费税（GST/HST）。若买来自住，可以申请“新住房退税”；若用于长期出租，则需申请“新住宅出租物业退税”。两者条件不同，金额也差异明显。

相比之下，二手房主要负担的是省级过户税（Property Transfer Tax）。部分首次购房者可申请减免，但往往附带房价上限与居住用途要求。

另一个常见的陷阱是“预售合约转让”。自2022年5月起，加拿大已明确，所有预售转让所得均需缴纳GST/HST，即便只是赚取少量溢价，也无法豁免。

家庭持有的隐性风险

不少华人家庭喜欢父母、子女或夫妻共同购房。但税务机关格外关注产权人与资金来源是否一致。若房产登记在子女名下，但资金来源于父母，未来产生的租金或资本增值可能会被重新归入出资人名下，触发更高的税负。

此外，主要自住房免税的“家庭单位限制”也让多套房产的税务筹划更具挑战。若夫妻各自持有不同房产，必须在出售前做出合理的免税分配，否则可能在税务申报时遭遇意料之外的账单。

公司与信托的双刃剑

一些高净值家庭会选择以公司或信托持有房产。公司持有的优势在于资产隔离和股权转让的灵活性，但出售房产的资本增值需缴纳更高税率，分红还会再次被征税。

信托虽然灵活，可用于财富传承，但设立和维护成本高，申报复杂，且对报税的要求极为严格。

趋势与警示

加拿大房地产税制的复杂程度，正在成为海外投资者进入市场时最常见的“隐形成本”。

温哥华一位注册会计师提醒：“买房不是单一决策，而是一个从购入到退出的完整财税链条。对新移民和非居民来说，更要避免依靠口口相传的经验，而应提前寻求专业建议。”

在政策收紧和税务合规日趋严格的背景下，华人业主若忽视税务规划，可能发现自己账面上的“投资收益”，最后被意想不到的税单大幅蚕食。

#加拿大家园论坛

在加拿大，越来越多消费者正在用一种貌似轻松的方式抵御高企的生活成本：“先买后付”（BNPL, Buy Now Pay Later）。它允许购物者分期付款、甚至无息延期，避免了当下的资金压力。但在金融专家眼中，这股消费潮流背后潜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

加拿大信用咨询机构 Money Matters 首席执行官奥莱克西（Stacy Yanchuk Oleksy）警告：“几乎每个电商网站和零售平台都嵌入了‘先买后付’选项。消费者一旦缺乏自律，就很容易不断叠加账单，直到失控。”

从大件商品到日常杂货

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数据，2020年，“先买后付”仅占加拿大电商销售的2%；到2024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6%。预计到今年底，加拿大人通过这一模式的消费总额将达到 75亿元，并保持每年12%的增速。

更令人担忧的是，它已不再局限于笔记本电脑、电视等高价商品。研究显示，加拿大人开始用BNPL支付餐饮、外卖，甚至日常杂货。“当基本生活开销都被推迟支付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了。”温哥华理财规划师何凯莉（Kelly Ho）指出。

“黄油刀”的隐喻

奥莱克西把信贷比作黄油刀——“能帮你方便地涂抹面包，但掉在脚上也会造成伤害”。她承认，BNPL在应对突发开支时可能有帮助，但频繁使用会累积巨额债务，尤其在消费者未清楚掌握整体负债时。

“很多人连自己分期了多少商品都记不清楚。”她说，“而一旦错过某一期，延迟费用和高额利率往往比信用卡还可怕。”

数据显示，部分BNPL平台的逾期罚金高达购买金额的25%，远超消费者的心理预期。

债务阴影加剧

加拿大人的整体债务状况已显紧张。根据 Equifax 最新数据，2025年第二季度，全国有 140万人错过信用卡还款，同比增加近12万人。虽然比前一季度略有下降，但整体趋势依旧令人担忧。

对一些家庭而言，BNPL成了与信用卡“循环套现”相互叠加的负担。“如果在十几个网站都分期购物，哪怕你再仔细做记录，也可能遗漏某些还款日。”何凯莉说，“那正是平台设下的陷阱。”

金融创新还是债务陷阱？

金融专家承认，BNPL并非完全负面。在高利率环境下，动辄20%年化利息的信用卡让许多消费者不堪重负，相比之下，BNPL在短期内确实提供了更灵活的资金选择。

然而，问题在于——当这种模式被广泛用于日常小额消费时，它的本质已经从“金融创新”变成“隐性债务累积”。

监管机构目前仍对BNPL的风险评估滞后。相比传统信贷，BNPL在透明度、合规审查与消费者教育方面均存在空白。

一个未解的问题

加拿大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因此浮现：在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债务水平攀升的背景下，BNPL究竟是为消费者提供喘息机会，还是在制造新的债务危机？

对普通家庭来说，答案或许很简单——短期的宽慰可能换来长期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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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本市场对人工智能的热情，正遭遇冷冽现实的冲击。麻省理工学院（MIT）最新研究显示，高达95%的机构在生成式AI上的投资至今几乎“颗粒无收”，令外界对AI产业可能步入“泡沫化”阶段的担忧再度升温。

这份名为《生成式AI落差：2025年企业AI现状》的研究，访谈了150位高层主管、调查350名员工，并追踪分析了300个公开的AI专案。结论令人警醒：仅约5%的试行计划真正带动了营收增长，其余大多数项目则未对财务表现产生实质影响。

一位与数十亿美元规模的美国科技基金关系密切的交易员直言：“这份报告吓坏了人。”

市场立刻反应

投资人迅速用脚投票。8月19日，美国那斯达克综合指数收跌1.4%，创下自8月初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1.8%，AI相关龙头企业亦遭重挫：Palantir 下跌逾9%，辉达（NVIDIA）大跌3.5%，创下自4月以来最大跌幅，超微（AMD）、安谋（Arm）也分别下跌逾5%。

风暴同时席卷亚洲。台湾的四大AI伺服器代工厂——鸿海、广达、纬颖与纬创——昨日市值共蒸发超过2,000亿新台币。纬颖股价大跌近10%，跌破3,000元大关；鸿海跌幅3.6%，一度逼近200元心理防线。

泡沫争论再起

AI投资的可持续性早已引发市场争论。OpenAI执行长山姆·奥特曼近日就曾警告，AI产业可能进入“非理性繁荣期”。他坦言：“一些投资人很怕会亏大钱，我并不想轻描淡写。会有一段泡沫，但整体而言，AI对社会的价值将是巨大的。”

MIT的研究结果，则让这场争论更具现实性。报告指出，多数企业在导入AI时，缺乏与实际业务结合的战略，导致AI专案流于展示与试点，无法转化为可持续的收入。

投资人该担心吗？

分析人士认为，这并不意味着AI本身缺乏长期价值，而是提醒市场：资本过快涌入，可能导致估值与现实脱节。

麦格理证券在最新研究报告中指出，生成式AI与20年前的互联网泡沫存在相似之处——“技术的潜在影响毋庸置疑，但短期内资本市场对收益的期待过于激进。”

与此同时，AI基础设施供应链（如高性能芯片和伺服器）可能短期承压。台股的重挫，正说明投资人正在重新评估“硬件红利”能否持续。

风险与机遇并存

值得注意的是，MIT研究也发现，那5%获得显著回报的企业，往往有清晰的业务目标与跨部门整合能力。换言之，AI并非“万能药”，但在特定条件下确实能带来竞争优势。

一位驻香港的基金经理对彭博社表示：“这就像90年代末的互联网。当时也有无数失败案例，但少数幸存者最终改写了全球经济。”

前景

随着市场冷却，投资人或许会转向更为谨慎的策略，聚焦AI应用的“落地能力”，而非单纯追逐话题。监管层也可能在泡沫迹象加剧时，采取更多防范措施，以避免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AI革命仍在继续，但“零回报”数据提醒市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利润的道路，比想象中更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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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人曾被反复警告会从“房贷悬崖”跌落：疫情期间的超低利率贷款续约时面临更高利率，可能引发大规模偿付危机。如今，情况却出现了反转。真正陷入困境的，并非高负债的房主，而是更多没有房贷、尤其是36岁以下的年轻人。

Equifax Canada 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有约140万加拿大人错过一次信用支付。虽然这一数字较第一季度略有下降，但与去年相比，仍增加了近12万。而在拖欠还款的人群中，没有房贷者几乎是有房贷者的两倍。

“整体拖欠率似乎趋于平稳，但背后情况要复杂得多，” Equifax 高级副总裁 Rebecca Oakes 指出。“年轻加拿大人的财务压力持续上升，他们不仅面对生活成本高企，还受到就业市场放缓的冲击。”

报告揭示了一个惊人的细节：36岁以下的加拿大人逾期率在过去一年中飙升近20%，人均非房贷债务已达到14,304加元。信用卡和汽车贷款成为他们的主要负担，而这部分债务的拖欠水平几乎是所有群体中最高的。

与此同时，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信用卡余额在6月突破1133亿加元，创下历史新高；全国非房贷债务总额则达到7930亿加元，比去年增加290亿。换句话说，加拿大家庭并未因对利率风险的担忧而收紧钱包，反而在高通胀背景下继续依赖信用来维持生活。

“生活负担危机似乎对年轻消费者打击最严重。”Oakes 说。加拿大信用咨询协会也证实，寻求帮助的客户平均无抵押债务已升至34,400加元，同比增加14%。

债务地图还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差异。安大略省尤其是多伦多和哈密尔顿，拖欠率升幅最明显。这些地区不仅生活成本居高不下，还受到美国关税冲击下汽车与钢铁产业的波动影响。与此同时，阿尔伯塔省的非房贷人群也表现出更强烈的财务压力。

更复杂的是，宏观经济的信号似乎出现分歧。7月加拿大通胀率降至1.7%，为央行未来降息提供了空间，但多位经济学家提醒，核心通胀依旧偏高，贸易战及关税的不确定性仍可能反弹至消费价格。

CIBC 与凯投宏观认为，9月降息并非不可能；而RBC 和牛津经济研究院则更谨慎，认为潜在通胀仍“过于坚挺”，央行可能继续维持利率观望。对年轻消费者而言，这样的争论并不直接解决问题——即使借贷成本稍有缓解，他们依然被信用卡账单和车贷压得喘不过气。

事实正在清晰显现：加拿大的债务困境并不只是“房贷故事”。真正的断层在于代际差异。拥有房产的中年群体或许还能够通过资产升值来对冲高利率的压力，而年轻一代却在“无房贷、却高负债”的悖论里苦苦挣扎。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防止“房贷悬崖”的警告转变为“青年债务陷阱”的现实？答案或许不仅仅在于利率调控，更关乎加拿大社会如何在高生活成本与低收入增长的夹缝中，为年轻人创造一条真正可持续的财务出路。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上任 100 天，民意调查的成绩单光鲜亮丽：Abacus Data 与 Leger 的最新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稳定在五成以上，自由党若在今日举行选举，将大概率拿下多数席位。对比贾斯廷·特鲁多任内的低迷，这样的数字无疑给自由党带来久违的宽慰。

然而，民众对卡尼的好感更多源自气质与期待，而非实际政绩。在同一份调查中，仅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正走在正确方向上。换句话说，选民或许喜欢卡尼，但他们并不相信当下的加拿大。

资本外流与生产力停滞

作为前央行行长与前投资银行高管，卡尼上任前的身份几乎是经济治理的代名词。但讽刺的是，他掌舵后的头一百天，加拿大经济的脆弱面反而更加暴露。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已有 840 亿加元资本流出，相当于每小时 3000 万加元离开加拿大。这不仅是市场对川普关税政策的恐慌反应，也折射出投资者对加拿大增长潜力缺乏信心。

与此同时，加拿大与美国的人均 GDP 差距正创下历史新高。自 2015 年以来，美国人均生产力增长 18%，加拿大仅为 2%。这一落差几乎等同于一代人的财富差距，反映出结构性生产力问题远非财政减税或碳税取消能够解决。

税负高企，家庭破产潮起

更令人不安的是，加拿大的税收负担已升至 20 年来最高水平。尽管卡尼政府取消了消费碳税，并承诺中产阶级减税，但税收占 GDP 的比例却攀升至 31.6%，比千禧年初的主权债务危机时期还要沉重。

而普通家庭显然已感受到压力。加拿大消费者破产数量在 6 月达到 11,464 宗，是 201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金融公司 TransUnion 的数据表明，加拿大家庭债务总额高达 2.5 万亿加元，在发达国家中位居首位。

卡尼常被誉为“冷静的舵手”，但当数百万家庭深陷债务泥潭时，他的稳健语气并不能替代结构性解方。

政府雇员扩张与私营部门萎缩

就业市场的另一面是政府岗位的膨胀。如今，政府雇员占就业人口的 21.7%，为一代人以来最高水平。换言之，每四个私营部门工人，就对应一个公务员。

这在短期内或许能稳定就业数据，但从长期来看，却意味着私营部门的创新与竞争力被进一步压缩。对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体而言，这样的趋势尤其危险。

出口失血与房市困局

加拿大的出口正经历系统性萎缩。今年 4 月和 6 月的贸易逆差分别为 76 亿和 59 亿加元，创下纪录。钢铁与铝材出口同比下降超过三分之一，受美国关税直接打击。

与此同时，住房可负担性危机仍无解。自由党在竞选中承诺推出“二战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住房计划”，但如今已低调承认房价不会下降。安省新建住宅开工同比下降 25%，意味着供应缺口将进一步拉大。

蜜月何时结束？

选民目前似乎依旧愿意给卡尼时间。他沉稳的语气、干练的形象，与特鲁多末期的浮躁形成鲜明对比。但民调支持率的坚挺，也许更像是一场延迟兑现的政治蜜月。

从英国首相斯塔默到法国总统马克龙，过去十年的政坛屡见类似的“百日高峰”：领导人上任时赢得压倒性支持，却很快被现实磨去光环。

对卡尼而言，问题不是他能否延续个人魅力，而是他能否提出一套可执行的经济与住房方案——否则，当加拿大人发现高房价、破产潮与产业萎缩依然无解时，今日的掌声就可能转化为明日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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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几乎人人都习惯“刷卡”或“轻触支付”的加拿大，现金似乎早该退出舞台。然而，加拿大央行最新调查却揭示了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趋势：普通加拿大人钱包里的现金并没有减少，反而比去年更多。

央行在与益普索（Ipsos）合作的《2024年支付方式调查》（MOP）中发现，加拿大人平均持有156加元现金，比2023年增加16元。约八成受访者表示，他们的钱包、口袋或手提包里随时会有现金。

这一结果与近二十年来的数字化浪潮形成鲜明对照。疫情爆发前，现金使用量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许多商家甚至短暂拒收纸币。然而，2020年以来，这种趋势出现了逆转或至少停滞。

现金的“韧性”

央行报告显示，现金如今约占购物交易量的20%。这一比例较十年前显著下降，但在疫情后仍维持稳定。央行经济学家解释，这种“韧性”与加拿大人对支付方式的心理预期有关。

小额钞票依旧是最常见的随身携带货币，尤其是5元、10元和20元。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持有50元和100元大额钞票的人群比例有所上升。这表明现金不仅被视为日常小额支付工具，也被部分消费者用作“储备性资金”——一种应对不确定性的手段。

“现金是一种保险。”多伦多大学经济学者克莱尔·沃森（Claire Watson）分析说，“当数字支付系统出故障，或者当人们担心网络安全时，手里有几张纸币会让人更安心。”

数字支付加速普及

尽管现金存在韧性，支付方式的结构性变化不可忽视。2024年，近三分之二的线下购物通过非接触式完成，其中信用卡占据主导。移动支付的增长尤为显著，从前两年的不足3%上升至5%。虽然比例仍然不高，但增长速度显示出替代现金的潜力。

央行数据显示，99%的加拿大人拥有借记卡，88%拥有信用卡。几乎所有消费者都接受卡支付，而非接触式“tap-and-go”操作已成为日常。对大部分人来说，现金更多是一种补充选择，而非主要支付方式。

信任与便利的权衡

专家指出，现金增加的现象可能反映出消费者在“便利性”与“安全感”之间的权衡。移动支付提供效率，但也伴随技术风险和隐私顾虑。相比之下，现金是一种无需依赖网络、不受黑客攻击的支付手段。

央行的报告提醒政策制定者不要忽视现金的重要性。“即便在数字支付高度普及的环境下，现金仍然是加拿大金融生态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报告写道。

国际背景

这一趋势不仅在加拿大出现。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研究也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性或危机时期，居民持有现金量往往上升。对于央行来说，这不仅是一项支付习惯的数据，也是关于金融稳定与货币信任的信号。

“现金的存在意义远不止交易。”渥太华卡尔顿大学教授雷蒙德·杜普雷（Raymond Dupré）表示，“它是一种社会共识的象征。当人们选择保留现金时，他们是在表达对国家货币的基本信任。”

前景

在未来几年，加拿大的支付系统可能会更加数字化，尤其是在央行持续探索数字加元（CBDC）的背景下。但央行这份调查显示，无论技术如何进步，纸币和硬币仍将在加拿大人的钱包里占据一席之地。

“现金的未来不会消失，只会转型。”沃森教授总结道，“它可能不再是主角，但在任何突发情况下，它都将是最可靠的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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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融行业不断被AI、算法交易和数字化工具重塑时，全球银行业首位女性CEO之一——新加坡星展银行集团陈淑珊，仍在用传统的“人性化管理”与客户信任，为财富管理注入温度。

今年3月，陈淑珊正式履新星展银行CEO，她的任命引发业内关注：这是星展银行史上首次由女性掌舵，年薪高达1500万新元（约合8400万元人民币）。然而，董事会在任命的当天发出了一条警告——“你的工作也可能被AI取代。”面对这一挑战，她的回应冷静而坚决：“如果CEO都可以被取代，那么其他一切也都可能被AI取代。”

金融世界的残酷现实与AI带来的冲击，让陈淑珊的职业生涯充满张力。她指出，无论技术如何进步，解决复杂客户需求、赢得信任、处理危机，这些仍是算法无法替代的核心能力。她强调：“只有每个经理都深刻理解产品，才能真正服务好客户。”

陈淑珊在星展银行的15年职业生涯中，曾主导推出“星展丰盛私人客户”服务，将私人银行门槛从500万新元降至150万新元，瞄准高净值客户群体。她不仅管理客户财富，还亲自解决实际问题。一次，一位船运业客户家族企业濒临破产，陈淑珊积极协调企业银行部门，帮助客户融资脱困。凭借此类细致服务，她推动私人银行业务三年内年均增长率达到20%。

陈淑珊的工作风格以拼命著称：1999年，她在产房分娩时，仍手持《彭博商业周刊》，通过电话为客户操作外汇交易。她回忆：“我一边吸气一边打电话，连自己都分不清，是汇率波动让我难受，还是生孩子。”这种职业热情，让她赢得“拼命三娘”“打工女皇”的称号。

出生于新加坡中产家庭的陈淑珊，年轻时曾梦想成为艺术家，热爱舞蹈与钢琴，但最终选择投身金融。她在牛津大学主修政治、哲学与经济，之后又在哈佛、斯坦福和奇点大学完成工商管理课程。职业生涯横跨荷兰、伦敦、东京、香港等地，陈淑珊练就流利多语能力，也积累了丰富的国际金融经验。

作为两名孩子的母亲，她在职场与家庭之间努力寻求平衡，每天与孩子通话、周末接送上下学。她坦言，错过了部分成长时刻，但始终尽力参与孩子生活。她还积极推动女性金融从业者发展，2001年成立新加坡金融女性协会，为女性打开职场晋升通道。

在未来战略上，陈淑珊将目光投向中国市场，关注人民币业务及科技创新。她表示：“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不断推进，大中华区已成为星展在新加坡以外的第二大业务区，潜力巨大。”她尤其关注智能机器人、物流和科技企业的创新精神，并将其视为金融业务发展的机会。

面对AI挑战和全球金融变革，陈淑珊总结经验：坚持和专业是不可替代的价值。“即便道路艰难，只要不断前行，总会看到前方的出口。”对于陈淑珊而言，这不仅是职业箴言，也是生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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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航空公司（Air Canada）与代表其空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CUPE）谈判陷入僵局，工会已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停工最快将于本周六凌晨全面生效。加航周三起提前取消部分航班，预计至周六Air Canada及其廉航品牌Air Canada Rouge将完全停飞。

这场行动可能影响成千上万旅客的行程，但旅客权益组织 Air Passenger Rights 主席 Gabor Lukacs 警告，受影响乘客应谨慎处理航空公司提出的退款方案。

“如果你主动接受退款，加航可能会辩称你放弃了替代交通的权利，”Lukacs说，“他们就无需承担额外交通费用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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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款≠唯一选择
根据加拿大交通局（CTA）《航空旅客保护条例》（APPR），因罢工等“航空公司无法控制的情况”导致的航班取消，航空公司无需向旅客支付现金赔偿，但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完成行程。这意味着，乘客有权要求航空公司安排替代交通——包括与其他航司的联运或改签。

如果乘客拒绝退款并要求改签，而航空公司未能履行，旅客可在事后索赔额外交通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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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航应对措施与限制
加航在声明中称，提前停飞旨在“有序通知客户并减少旅客滞留风险”，并已与其他加拿大及海外航司达成合作协议，以在运力允许的情况下提供替代航班。

公司同时承认，由于正值暑运高峰，其他航司座位紧张，“在许多情况下无法立即安排”。加航已实施灵活改签政策，允许乘客免费更改或推迟出行。

未收到替代方案的乘客将获全额退款，但加航提醒“未确认航班的旅客不要前往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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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罢工背景下的加拿大案例
加拿大并非孤例。过去两年，欧洲多家航司——包括英国航空、法航、汉莎航空——都因劳资纠纷大规模停飞，部分国家的法规要求航空公司在罢工中同样承担高额补偿。这类案例使得北美旅客权益法规的“豁免条款”备受关注。

加拿大现行规则将罢工视为不可控事件，不强制航司支付现金补偿，但消费者组织一直呼吁修改法规，要求在航司与工会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强化乘客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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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与“已知事件”陷阱
加拿大旅行健康保险协会发言人 Will McAleer 提醒，部分旅行保险可涵盖罢工引发的行程中断或取消，但保障条件与购买时间密切相关。

“如果在罢工威胁成为‘已知事件’前购买的保单，可能包括保障；之后购买的则可能不在承保范围内。”他建议旅客在启程前核对保险条款，并保留所有通信与收据，以便日后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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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建议
旅客权益组织建议受影响乘客：

1. 保留航司通知和所有沟通记录；
2. 明确告知航司自己不接受退款，要求替代交通安排；
3. 若航司拒绝，可在行程结束后凭票据索赔额外交通费用；
4. 向加拿大交通局提交正式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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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一次停飞
在加航与工会的角力之外，这场罢工也再次暴露加拿大旅客权益法规的空白地带。对于消费者而言，避免“被动退款”不仅关乎一次行程，更关系到在不可控事件下能否保障自己的出行权利。

正如Lukacs所言：“在罢工的牌桌上，乘客往往是最后被告知的一环。但知情与拒绝错误选择，可能决定你是被送上替代航班，还是被甩在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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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12日，加拿大——一项由Leger民调公司为加拿大纳税人联合会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加拿大民众认为，联邦公共服务部门规模过大，亟需缩减开支和人员。54%的受访者支持削减联邦公务员数量，仅24%希望保持现状，而希望扩大公共服务规模的比例仅为4%，显示出民众对现行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满情绪正在加剧。

这份通过线上方式完成的调查，尽管存在无法计算误差范围的局限，但其引用的官方数据显示，自2016年以来，加拿大联邦政府员工人数增加了近9.9万，人员成本增长超过70%。与此同时，多数受访者认为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并未随规模增长而提升——近一半人认为服务质量有所下降，仅有11%认为有所改善。

这一民意背后，是公众对官僚机构膨胀及其效率低下的深层忧虑。加拿大政策替代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联邦公共部门在未来几年可能裁减近6万个职位，旨在控制政府开支和改善财政可持续性。政府亦已明确要求多个部门在2028-29年前削减最多15%的项目支出，这与民调反映的公众诉求形成呼应。

Leger中加地区执行副总裁安德鲁·恩斯指出：“加拿大人感受到公共服务规模的持续膨胀，却未见到相应的服务提升，这种‘规模与质量’之间的失衡，催生了强烈的改革呼声。”值得关注的是，支持缩减公共服务的声音在年龄较大的选民中尤为明显——55岁及以上人群的支持率高达71%，而18至34岁年轻人中仅有三分之一表示支持。

地域差异亦显著，魁北克和阿尔伯塔省分别有62%和61%的受访者支持缩减公共服务规模，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则分别为50%和53%。这一分布反映出不同地区对联邦政府角色和财政支出的敏感度存在差异。

加拿大纳税人联合会联邦主管弗朗科·特拉扎诺严厉批评称：“自2016年以来，联邦政府公务员数量的膨胀给纳税人带来了沉重负担，但并未换来更优质的公共服务。”他强调：“政府已经到了必须严控开支的临界点，联邦债务利息的增长正蚕食国家财政，平衡预算迫在眉睫。”

总理马克·卡尼在竞选期间曾承诺限制公共服务规模，而非直接削减。但当前财政压力和民意呼声可能迫使其采取更激进的紧缩措施。恩斯表示：“年长选民的坚定态度和即将到来的秋季预算周期，使得政府在审视公共服务规模时不得不更加谨慎。”

然而，这场关于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的辩论，也提醒人们关注政府改革的复杂性。服务质量下滑的背后，既有资金紧张的压力，也有管理体制和技术应用的不足。多位政策专家指出，单纯裁员并非万能解药，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和透明度同样重要。

《金融时报》驻多伦多记者汤姆·哈里斯（Tom Harris）分析道：“加拿大公众的诉求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治理困境——在有限财政空间内，如何维持或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同时避免官僚臃肿。加拿大的案例或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未来几个月，加拿大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走向和公务员改革计划，将受到市场、公众及国际观察者的高度关注。无论是缩减规模还是优化结构，如何赢回公众信任，将成为卡尼政府的一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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