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校尉
11月3日，
伊朗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向学生和烈属发表讲话时表态，除非美国停止支持以色列、撤出中东军事基地、放弃干涉内政，伊朗才可能考虑跟美国“合作”，“近期”绝无可能。
此番表态可称强硬，但有时候得承认，越缺什么越喊什么。伊朗当前国内的情况，未必能这么强硬，至少从趋势上说并没有这么乐观。
前段时间，伊朗“权宜辨识委员会”正式宣布，将不再强制执行妇女必须在公共场合佩戴头巾的《贞洁与头巾法》。
消息传出后，伊朗各大城市出现了一股妇女抛下头巾的景象。
来源：Nbcnews
这看来是一件小事，但这是在伊朗，头巾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的个性问题，也不是一个妇女权益问题，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无论对于其哪个政治派别，头巾政策上的变化都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头巾的松绑，背后其实是伊朗两派的一场博弈，而且，展示出“保守派”做出了妥协。
在总统佩泽希齐扬为首的势力推动下，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议会早在今年5月就已经宣布搁置了《贞洁与头巾法》，那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妇女出门不戴头巾了。近期这一次，则是在搁置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全面冻结了头巾法。
而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直接受命于最高领袖的机构。
权宜辨识委员会委员会，也叫“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
而这个“权宜辨识委员会”，也是一个由高级教士为骨干组成的协调机构，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在世俗议会和教士组成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出现分歧时进行裁决，本质上也是“保守派”占优势的平台。
所以很多时候真是不能看人说什么，要看ta实际做什么。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在伊朗之争，相信很多朋友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只是未必能预计到如今两者的势力对比已经发生了这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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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以后，接手政权的霍梅尼在伊朗建立的新秩序核心思想，是宗教监督世俗，即“法基赫监护”。
在这一机制下，伊朗的宪法和法律需要从宗教的角度出发。由什叶派教士组成的专家会议，宪法监督委员会事实上拥有超过世俗议会的权力，并对最高宗教领袖负责。
而围绕在这些高级教士身边的革命卫队，以及革命卫队附属的巴斯基民兵则成为了他们的武力支撑。这就形成一个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也就是所谓的伊朗“保守派”阵营，试图对内强化伊朗的宗教纯洁性，对外一边输出革命，一边与美国、以色列彻底决裂。
那么所谓“改革派”是什么呢。
咱们说那场“伊斯兰革命”，听起来无疑是宗教势力主导，但事实上推翻巴列维王朝的这整场革命，更应该说是一场全民活动，这里面不只是教士在发力，世俗各方也广泛参与，甚至，原本亲巴列维王室的势力也并不纯粹，很多在革命后也并未遭遇清算，融入到伊朗的正常政治生活当中。
那么在众多纷繁复杂的势力中，强烈反对宗教集团政策、与所谓“保守派”针锋相对的也大有人在（甚至包括宗教集团当中的一些异见势力），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伊朗“改革派”。
这股势力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两伊战争结束，以及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权力交替而逐渐形成。
彼时他们实力羸弱，没什么话语权。从1979年至1997年，伊朗完全跟着保守派的脚步走，教士、民兵和革命卫队组成的联盟似乎牢不可破。
但随着穆罕默德·哈塔米的崛起，“改革派”登上政治中心舞台，齿轮从这里开始转动。
哈塔米
这里面咱们得知道一个背景，那就是“伊斯兰革命”之后至今，伊朗长期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制裁，其国民经济发展态势很大程度上受美西方制裁的收紧或松动影响。
哈塔米上台之际，正是伊朗经受了两伊战争和外界经济制裁后，失业率高涨，经济缺乏活力，而全球形势却因为冷战结束，处于经济繁荣期的时代。
彼时的伊朗，60%的人口处于30岁以下，现实的经济困境，显然有着超越信仰的趋势。
这也是哈塔米虽然名望不显，却能在1997年以70%的得票率赢得总统选举的原因所在。在他竞选期间，伊朗的18个“改革派”党团全都站在了他这边。这些支持者里面，既有大量的世俗知识分子、妇女和工人，也有像他一样，虽然穿着长袍，戴着头巾，却不支持“教法化”的宗教人士。甚至连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弟弟哈迪·哈梅内伊也为他全力站台。
当时，横在他面前的第一道压力，就是当时已形成的“政治正确”——法基赫监护是不变之法，最高领袖的指令不能违背。
萨义德.哈贾里安
对此，“改革派”的理论家萨义德·哈贾里安表示，最高领袖日理万机，既要管理宗教事务，也要处理世俗问题，那他老人家肯定也不能只代表宗教利益，也有照顾世俗利益，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因此，在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符不符合教法是次要问题。
换言之，这就是把一个颠扑不破的绝对权威，转化为“国家利益”的解释权问题。
他还建议哈塔米通过主抓舆论权，与群众运动结合，以此获得与“保守派”讨价还价的能力。
哈塔米践行了哈贾里安的路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在地方事务上，哈塔米一改以往伊朗各地事务被教士和保守派军人掌握的局面，要求各省搞地方议会。
在财政上，哈塔米把改革的矛头对准了伊朗大大小小的宗教基金和革命卫队控制的企业。毕竟，从1989年哈梅内伊上台以来，这些企业和宗教基金一直都享有不纳税、不接受审计、不对外公开经营信息的特权，控制了伊朗能源、通讯、基建相关的不少产业，每年还要享受来自财政部的拨款。
先知印章建设公司，由革命卫队控制的伊朗最大土建企业
哈塔米要求，以后革命卫队和宗教机构必须向接受透明化管理才能拿到政府的预算，纳税，审计和透明化经营，一样也不能少。
哈塔米还试图推行政治改革，尤其是多次提议修改宪法，限制宪监会的权力。这个方向简单说就是政教分离，因为宪监会凭宗教人士就能裁决世俗议会的法案，甚至审查议员，总统和各地省长的竞选资格。
不仅如此，哈塔米还极力主张放松对文娱作品，新闻传媒方面的审查，鼓励女性接受大学教育，并在经济上也推行自由化。
一通操作之下，伊朗保守派一度赢得了1999年大部分省份的多数席位，许多80年代被审判的人也得到了大赦。
但“改革派”成分上的复杂性逐渐显露出来，实际上哈塔米的支持者们对改革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哈塔米本人也不赞成在改革上更进一步，因为他担心这样会带来混乱，更何况他本人其实还是法基赫监护的拥护者。
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很快就对哈塔米发起了反击。
1999年抗议活动
1999年7月，由于“改革派”媒体《萨拉姆》指责革命卫队涉嫌腐败，“保守派”将其关闭，引发了大量的“改革派”支持者抗议。保守派在此期间组织了一场强有力的反击，不禁用巴斯基民兵压下了抗议活动，还指责哈塔米政府“离经叛道”。
改革派的理论家哈贾里安遭到暗杀，一度濒死。连哈迪·哈梅内伊等支持改革的教士也多次遭到街头袭击，差点被打死。而哈塔米也因为在一系列的对抗活动中无能为力，让支持者大失所望，威信扫地。
紧接着，哈塔米内阁的多名成员被议会罢免，他任命的内政部长阿卜杜勒·诺里因为涉嫌“侮辱宗教价值观”，被送进了监狱。哈塔米有关限制宪监会权力，增强总统职权的提案也被否决。
哈迪.哈梅内伊遭到100多名暴徒殴打的新闻档案 来源：耶鲁大学图书馆
哈塔米虽然到2005年才卸任下台，但他的政策实际上在1999年就已经失败了。
2
哈塔米卸任后，“保守派”正式“收复失地”，艾哈迈迪·内贾德连续赢得了2005年和2009年的总统选举，保守派力量在世俗政坛卷土重来。
内贾德执政期间，“改革派”支持者不服2009年的大选结果，一度发起了时长数月，波及全国的绿色革命，显示他们的政治存在。
2013年，随着哈桑·鲁哈尼当选总统，“改革派”又迎来了第二春。
鲁哈尼当选，接替内贾德
鲁哈尼和哈塔米一样是教士出身，他曾经担任过哈塔米的国家安全顾问，负责与欧盟国家进行核谈判。他继承了哈塔米的大部分政策主张，所任用的人马，大多也是哈塔米时代的改革参与者。
鲁哈尼上任时，因为国际油价下跌，加上伊朗国内通货膨胀严重，伊朗的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困难。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阿拉伯之春”颜革。
在这种局面下，鲁哈尼试图从外交上寻找突破口。他主张将核问题作为谈判筹码，先和西方世界改善外交关系，解除制裁，甚至吸引外资，从而提升经济活力。再慢慢地在社会面貌，政治方面进行推动。
幸运的是，鲁哈尼第一个任期，正好遇到了奥巴马时代。美国当时正急于从中东抽身，愿意与伊朗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
最终，2015年，伊朗在维也纳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协议，同意限制核活动。与会的美国、欧盟也在随后取消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与西方世界，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
伊朗国内的经济形势也一度因为伊核协议的达成受到正面反馈。协议的达成直接让伊朗获得1000多亿美元的资产解冻。
2014年至2017年期间，伊朗的外贸总额从1500多亿涨到了1770多亿美元。通胀率从40%降到了10%，人均GDP也从，伊朗甚至还在此期间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外资，经济活力明显增强。
社会方面，鲁哈尼时期使伊朗互联网普及率从40%提高到70%，女性参与政治选举和公共活动的频率也大大提高，尤其是2017年大选，伊朗女性的投票率首次超过了60%，伊朗一度被认为在“走向复苏”，以至于外界纷纷认真讨论起了伊朗是否能把人均GDP从当时的5700多美元提升到1万美元。
伊朗历年GDP，可见国际制裁的影响
然而，伊朗“改革派”的问题就在于，其“内政成绩”极大程度倚赖“外交关系”。
随着特朗普首入白宫，并在2018年最终撕毁伊核协议，重启对伊朗制裁，伊朗的外部形势又变得恶劣起来，外资，外贸，货币汇率等领域纷纷传来噩耗，鲁哈尼的“改革成果”，瞬间跌回了原点。
等到2020年疫情爆发，经济形势雪上加霜，鲁哈尼的日子更难过了。
保守派也乘机发力。他们一边指责鲁哈尼的改革是“表面文章”，一面在2020年通过宪监会，剔除了大量的改革派议员，从而赢得议会多数席位，使得鲁哈尼根本没办法通过他的改革法案。
鲁哈尼此后再也难有什么作为，在2021年卸任下台。“保守派”推出的易卜拉欣·莱希成为总统后，伊朗的保守氛围反而还变得比以往更为浓重了，外部形势也更加严峻。
直到莱希于2024年意外死于坠机事故，“改革派”才重新得到了机会，把佩泽希齐扬推上前台，当了总统。
3
咱们不难看出来，从哈塔米开始，虽然宗教保守力量始终占据国家权力的真正主导地位，但是政府的更迭一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两派之间“有次序地”来回来去。那么这届“改革派”的佩泽希齐扬政府上台，跟以前的两派来回翻烧饼能有什么区别呢？
唉，可能还真有点微妙的区别。
和鲁哈尼一样，佩泽希齐扬也是哈塔米的部下，曾出任哈塔米内阁的卫生部长。他的改革目标，也是和哈塔米如出一辙。
佩泽希齐扬上任之初，权力被保守派牢牢压制，他的内阁班子里，内政部长、司法部长、情报部长等多人都是保守派“塞”进去的。他原本打算任命鲁哈尼时代的外长扎里夫担任副总统，结果扎里夫也因为保守派议会的阻挠，以及对佩泽希齐扬“软弱”的不满，两次辞职。
佩泽希齐扬和哈塔米
至于佩泽希齐扬试图推动的改革，在议会被保守派控制，根本没什么施展空间。
不过换个角度看，“保守派”一方提前布设这么多的“安排”来防佩泽希齐扬，其实本来也显示“保守派”的基本盘没有以前那么稳如泰山了，被动防御的那边才需要布雷。
形势比人强。随着2024年底叙利亚政权更迭，以及今年6月以色列空袭伊朗，伊朗“保守派”经营多年的“抵抗之弧”面临崩溃的边缘，这一系列失败严重打击了他们的威信，而更直接的是，大量革命卫队高层干部被以色列“斩首”，使其元气大伤。
在这种情况下，佩泽希齐扬从7月开始便不断造势，一会儿声称要进行货币改革，给里亚尔的面值去掉四个零；一会儿又说首都德黑兰缺水，要尽快迁都到沿海。此外，他还在核问题上主张重启谈判。在社会上给“保守派”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保守派在这种局面下，也不得不在世俗与教权之间寻求平衡，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的妥协，避免触动更深层次的变革，咱们一开始说到的关于女性头巾的政策变动，就是这个道理。
而佩泽希齐扬的改革，目前来说也没敢步子迈太大，并非触及革命卫队权力、法基赫监护等保守派的核心利益，“保守派”出让的利益还在自己的可接受范围。
从总体上说，跟哈塔米、鲁哈尼时期比起来，现在伊朗的“改革派”政治能量确实要强大很多。要知道，哈梅内伊不仅事实上接受了社会层面的一些“改革”，他本人也年过八旬，莱希之前意外殒命，之后“保守派”这边的路是更不好走。
不过话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伊朗所谓“改革派”的内政，受外交影响极大。当年鲁哈尼碰上了懂王1.0，现在好巧不巧佩泽希齐扬又碰上了懂王2.0。人家特朗普对伊朗打“核问题牌”是一点不感兴趣，跟你是什么“改革派政府”还是“保守派政府”没啥关系，直接继续对伊“极限施压”就完事；而同样的理念，还来自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政权。
想投降也没地方投，这可能是伊朗“改革派”最后永远难以攻克的一道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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