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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护理前线到头等舱:一张彩票如何改写加拿大原住民护工的人生轨迹

在加拿大西部广袤的草原腹地,一张看似普通的彩票,悄然改写了一名基层护工的人生,也为一段关于劳动、幸运与回馈的故事,写下罕见的注脚。

萨斯喀彻温省小镇基斯比的居民科拉·卡斯伯特,多年来一直在原住民保留地担任居家护理助理。她的日常工作并不光鲜:照顾年长者、协助病患、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维系社区最基本的健康需求。正是在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日里,她用手机应用检查了一张Lotto 6/49彩票,意外发现自己命中了金球大奖——1800万加元。

那一刻并没有立即到来的狂喜,而是反复确认的不真实感。她叫来同事逐一核对,又一起前往购买彩票的药房。当扫描结果确认中奖时,尖叫声才终于爆发。对一个长期站在照护一线、习惯将注意力放在他人身上的人来说,这样的“被命运选中”,显得格外突兀。

这笔奖金意味着她可以立即退休,但这并非一个逃离的故事。卡斯伯特的第一反应,并不是豪宅或炫耀式消费,而是家庭与记忆。她想起了去年去世的父亲——一位一生坚持购买彩票、却从未中奖的普通工人。在她看来,这次中奖更像是一种迟到的回应。

当然,改变也真实而具体。她计划带家人度过久违的团聚时光,并实现一个朴素却长期搁置的愿望:坐一次头等舱,飞往夏威夷,亲身体验当地盛大的传统舞会。这不是炫富式的宣告,而是一种对“终于轮到自己”的温柔犒赏。

更值得关注的是她对未来的规划。作为雉臀纳科塔原住民成员,她明确表示,希望将部分奖金投入社区,用于改善保留地居民获得医疗和支持服务的条件。在加拿大,原住民社区长期面临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而她的选择,显然带有清醒的现实感。

在一个充斥着金融焦虑与经济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个故事之所以动人,并不只是因为金额巨大,而在于它罕见地展现了幸运如何落在一个长期付出、却鲜少被看见的人身上。对卡斯伯特而言,这不仅是一夜暴富,更是一次从照顾他人到被命运照拂的角色转换。

死亡前48小时的“最后布局”:爱泼斯坦信托文件揭示权力、金钱与沉默的交易

在杰弗里·爱泼斯坦死亡多年后,这起震动全球的性犯罪丑闻仍未真正落幕。美国司法部近日解封的大规模调查档案中,一份此前从未公开的信托文件,将公众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他生命最后48小时的关键抉择——一场围绕金钱、关系与责任的“终极布局”。

这份被命名为“1953信托”的文件长达32页,以爱泼斯坦的出生年份命名。文件显示,他在狱中身亡前的极短时间内,紧急重组个人遗产结构,将约1亿美元划拨给其女友卡琳娜·舒利亚克。这一决定不仅金额巨大,更因其时点敏感而引发外界强烈质疑:这是情感驱动,还是精心计算后的资产转移?

更耐人寻味的是,舒利亚克正是爱泼斯坦生前最后一次通话的对象。信托文件中,他甚至提及曾认真考虑与其结婚,并计划将一枚33克拉钻戒留给她。这种私人情感的书写,与其所涉及的公共罪行形成了强烈反差,也让这份文件在法律之外,带有明显的心理与象征意味。

但“1953信托”的意义,并不仅限于一段关系。文件列出的40名受益人中,既包括亲属,也包括长期为其服务的律师、会计师,甚至已因相关案件被定罪的同伙。值得注意的是,两名目前负责执行爱泼斯坦遗产的关键人物,本身就是信托中的大额受益者。这种角色重叠,使遗产安排在法律合规之外,蒙上了一层道德阴影。

然而,对外界而言,这份信托真正的“空白”,或许在于它对受害者的沉默。文件本身并未为数百名受害者预留任何补偿条款。尽管事后设立的赔偿基金已支付逾1.7亿美元,但那是死后修补,而非生前承担。

如今,随着遗产大幅缩水,信托中描绘的巨额财富很可能只是账面幻影。对部分受益人而言,这或许意味着“一纸空文”;但对公众而言,这份文件留下的,是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当权力与财富在最后时刻被重新分配,正义究竟被放在了什么位置?

爱泼斯坦的死亡并未终结真相,相反,它让真相以文件、数字和未解的问题,继续浮出水面。

降息无效、内需塌陷:加拿大正在经历一场“温水式衰退”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讨论“软着陆”之际,加拿大却正在滑入一条更为隐蔽、也更危险的轨道——一场没有剧烈崩盘、却持续失血的“温水式衰退”。多项最新经济指标显示,加拿大经济表面平静,内里却已显疲态,而货币政策的传统“解药”,正在失效。

加拿大央行自2024年以来已累计降息275个基点,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经济并未出现预期中的反弹。人均GDP持续下滑,全年经济增速徘徊在1%左右,明显低于潜在增长水平。罗森伯格研究公司创始人、首席经济学家戴维·罗森伯格直言,这种局面本身就已经构成“事实上的衰退”。

与传统周期性衰退不同,加拿大当前的困境并非由高通胀或金融危机触发,而是源于内需长期疲软与结构性依赖的双重挤压。住房与制造业,这两个对利率变化最为敏感的行业,几乎同时“熄火”。全国房价已连续数月停滞甚至下跌,同比下降约2%;制造业产出则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背景下,反而下滑5%,暴露出加拿大全球竞争力和产业韧性的不足。

更值得警惕的是,通胀已不再是问题。几乎所有核心通胀指标都已回落至央行目标区间内,但消费与投资却没有随之复苏。即便剔除通胀因素,零售销售的真实增长也接近于零,显示家庭部门在高负债与高房贷成本的挤压下,消费意愿明显受限。

财政刺激同样未能托底。住宅建设投资过去一年几乎原地踏步,市场曾寄望降息重新点燃房地产热度,但现实却是需求持续观望、信心不足。外部环境方面,加元贬值并未带来出口红利,反而凸显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以及产业升级的滞后。

罗森伯格认为,真正的矛盾在于利率仍然偏高,货币政策尚未触及“足够宽松”的区间。他预计,政策利率最终可能低于当前水平,而这将进一步加大加元下行压力。事实上,与澳元和新西兰元等“商品货币”相比,加元的相对走弱,正反映出加拿大内需和经济韧性的不足。

这场“无声衰退”或许不会引发市场恐慌,却可能长期侵蚀增长潜力。对于加拿大而言,问题已不只是“是否继续降息”,而是如何重建内生增长动力——否则,低增长可能成为新的常态。

人口版图悄然改写:阿省崛起,加拿大“第三大省”之争出现拐点

在加拿大人口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下,一场静默却深刻的省际变化正在发生。加拿大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人口预测显示,即便未来移民增速放缓,全国人口仍将稳步上升,到2075年可能突破5700万。而在这条长期曲线中,阿尔伯塔省的走势尤为醒目——它正被普遍看好在未来数十年内反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省),跃升为加拿大第三大人口省份。

截至2025年7月1日,加拿大全国人口约为4170万。统计局基于移民、生育率和死亡率等关键变量,设定了高、中、低三种增长情景。在人口学界看来,中等增长情景最具现实参考价值。按这一预测,加拿大到2075年将新增约1570万人,总人口达到5740万,意味着未来半个世纪人口规模仍将扩大近四成。

真正引发关注的,是人口增长在省际间的重新分布。数据显示,阿省在三种预测情景中均保持持续增长。2025年,阿省人口约为503万;在中等增长假设下,到2050年有望攀升至722万。相比之下,BC省同期人口虽仍增长,但增速明显放缓,预计从570万增至659万。这一“交叉点”使阿省极有可能取代BC,成为仅次于安省和魁省的第三人口大省。

这一变化并非偶然。人口专家指出,阿省近年来持续录得省际人口净流入,在高房价、高生活成本挤压下,不少家庭和年轻劳动力选择向内陆转移。更具吸引力的就业机会、相对可负担的住房,以及能源与新兴产业并存的经济结构,使阿省在移民和本国人口流动中同时受益。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魁省。虽然魁省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稳居全国第二大人口省份,但其全国人口占比预计将明显下滑,可能在2050年前跌破20%。人口外流、独立的移民制度以及近期下调移民目标,被视为关键原因。

从全国层面看,加拿大的人口增长正越来越依赖移民。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使自然增长空间不断收窄。尽管联邦政府计划降低临时居民占比,但长期趋势并未改变:移民仍将是支撑人口规模和劳动力市场的核心力量。

这场人口版图的调整,影响的不只是排名本身。它将重塑住房需求、基础设施投资、政治影响力,乃至未来数十年的经济重心。阿省的上升,或许正预示着加拿大人口与发展重心,正在悄然向内陆移动。

“和平之后即驻军”?北约抛出乌克兰新方案,战后安全秩序暗流涌动

在乌克兰战争前景依然不明朗之际,北约抛出了一枚足以重塑欧洲安全格局的“重磅信号弹”。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日前在乌克兰议会发表讲话时明确表示,一旦乌俄达成和平协议,北约成员国的部队将进驻乌克兰。这一表态,不仅为所谓“战后安排”勾勒出轮廓,也让本已高度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再度升温。

吕特的说法并非含糊其辞。他指出,部分欧洲盟友已公开承诺,在停火或和平协议签署后向乌克兰部署军力,形式涵盖地面部队、空中战机以及黑海方向的海军力量。而美国则被定位为“后备力量”,在必要时提供支持。这种分工,既体现出欧洲试图承担更多安全责任,也反映出华盛顿希望在战略上“在场但不前置”的微妙平衡。

从北约角度看,这一方案被包装为对乌克兰长期安全的“保障机制”。吕特强调,北约当前仍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并协助其训练部队。驻军计划,则被视为从“战时援助”过渡到“战后威慑”的关键一步,目的是防止冲突再次爆发。

然而,在莫斯科眼中,这几乎等同于“换一种形式的北约扩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迅速回应称,任何西方军事单位、设施或基础设施部署在乌克兰,都是“不可接受的”。俄方直言,这将被视为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北约士兵也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这一表态,几乎封死了在驻军问题上的妥协空间。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对“和平”本身的定义。对北约而言,和平意味着停火后建立强有力的军事存在;而对俄罗斯来说,真正的和平前提是乌克兰保持中立、放弃加入北约的路径。在这一核心问题上,双方立场依旧南辕北辙。

分析人士指出,吕特的讲话,既是对基辅的政治背书,也是对俄罗斯的战略试探。它释放的信息是:即便战事结束,乌克兰也不会成为安全真空地带。但与此同时,这种“和平即驻军”的设想,也可能让谈判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莫斯科看来,这样的和平安排,本身就带有新的冲突基因。

当枪声尚未停歇,战后的军靴声已被提前规划。乌克兰的未来安全,正在成为一场尚未落幕的博弈延长线。

从童年符号到债务漩涡:加拿大“反斗城”倒下,零售旧模式走到尽头?

曾陪伴几代加拿大人成长的玩具连锁巨头,如今站在命运的悬崖边缘。加拿大玩具“反斗城”(Toys “R” Us Canada)日前向安大略省法院申请债权人保护,公开承认其已无力应对累计超过1.2亿加元的供应商欠款,以及尚未披露具体数额的房租债务。这一决定,标志着加拿大传统实体零售业的又一次重大坠落。

根据公司提交的法庭文件,在过去两年内,“反斗城”已关闭53家门店,试图通过收缩战线止血。然而,即便在裁员、削减库存、与供应商重新谈判等多轮自救行动后,企业现金流依然持续恶化。通胀高企、劳动力成本上升、供应链反复中断,加之电商平台对玩具零售的结构性冲击,最终将这家老牌企业推入重组程序。

目前,加拿大玩具“反斗城”仅剩22家门店仍在运营,但公司已明确警告,门店数量可能进一步减少。法院指定的第三方监管机构指出,不排除清算部分门店资产、出售家具与设备,甚至整体出售品牌和业务的可能性。换言之,这不只是一场“暂时避债”,而是一场关乎生死的重组博弈。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危机并非孤立事件。母公司Putman Investments自2021年接手该业务以来,已接连关闭或重组多个零售品牌,包括T. Kettle和短命的Rooms + Spaces。其关联公司Everest Toys去年亦进入接管程序。这一连串动作,折射出加拿大非必需消费品零售的系统性压力。

在零售分析人士看来,“反斗城”的困境并不仅仅是经营失误,更是商业模式老化的结果。大型门店、重资产租赁、依赖节假日消费的模式,在高利率与线上消费主导的时代显得愈发脆弱。消费者仍然为孩子买玩具,但不再需要一家占地数万平方英尺的实体店来完成这一行为。

对于加拿大零售业而言,“反斗城”申请债权人保护是一个警示信号:品牌影响力和情怀,已不足以对抗结构性变革。当童年的象征被迫拆解出售,这场破产重组不仅关乎一家企业的命运,也宣告了一个零售时代的加速退场。

权力、资本与芯片:一笔1.87亿美元交易如何撬动华盛顿与阿布扎比的隐秘齿轮

在美国政治史上,金钱与权力的交汇从不新鲜,但一笔发生在总统就职前夕、横跨加密货币、地缘政治与人工智能的秘密交易,仍然让华盛顿震动不已。根据公司文件与多名知情人士披露,阿布扎比王室核心人物的代表,在唐纳德·川普正式宣誓就任前四天,与川普家族控制的加密货币初创公司World Liberty Financial签署了一项高达5亿美元的股权协议,其中1.87亿美元直接流入川普家族相关实体。

这并非一宗普通的商业投资。买方背后,是被称为“间谍酋长”的塔赫农·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阿联酋总统的弟弟、国家安全顾问、并掌控着规模超过1.3万亿美元的投资帝国。他长期致力于推动阿联酋跻身全球AI强国,而获得美国最先进的AI芯片,被视为这场国家级战略的命门。

耐人寻味的是,交易签署的时间点,与美阿关系的关键转折高度重合。就在这笔投资完成后不久,川普政府迅速重启并推进对阿联酋的AI芯片出口谈判,最终承诺每年向该国提供数量可观的高端芯片,为建设全球顶级数据中心铺路。尽管白宫坚称“不存在利益冲突”,但在批评者看来,这种政策转向与资金流向之间的时序关系,已经远超巧合。

World Liberty本身几乎没有成熟产品,仅通过代币销售获得有限收入,却在短时间内估值飙升,并成为中东资本进入美国加密金融核心圈的跳板。协议显示,阿方不仅成为最大股东,还获得董事会席位,而相关董事同时在塔赫农旗下的AI公司G42担任高管——这家公司正是美国情报部门长期关注的对象,原因在于其与中国科技企业的历史联系。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起事件折射出一种新型政治经济模式:国家级战略不再只通过外交谈判完成,而是嵌入私人资本、家族企业和新兴金融工具之中。加密货币、AI芯片与总统赦免权,被编织进同一张利益网络,模糊了公共决策与私人收益的边界。

法律专家警告,这样的安排可能触及美国宪法中的“外国薪酬条款”,其初衷正是防止外国势力通过金钱影响美国官员。然而在现实政治中,这条红线正变得愈发模糊。正如一名前白宫道德律师所言,这不仅是潜在的违法问题,更可能“玷污美国外交政策的公信力”。

对白宫而言,这是一场高风险的平衡游戏:一边是中东盟友承诺的万亿美元投资和地缘政治合作,另一边是国内对权钱交易的强烈质疑。对世界而言,这起交易释放出的信号同样清晰——在AI时代的全球竞赛中,技术、资本与政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度捆绑。

一栋西区豪宅的“时间成本”:温哥华楼市回调下的百万学费

在温哥华房地产长期被视为“只涨不跌”的叙事中,最近成交的一栋独立屋显得格外刺眼。位于西区W. 37th Ave.的一处豪宅,刚刚以457万加元易手,而九年前,它的成交价高达576.5万加元。即便不计入经纪佣金、持有税费和维护成本,账面亏损已接近120万加元。这一数字,为当下的大温楼市写下了一个清晰而冷静的注脚。

这栋住宅并非普通意义上的“问题房产”。它位于传统高端社区、靠近范杜森植物园,拥有五卧六卫、近3,900平方英尺的居住面积,室内配备设计师灯具、落地窗、酒窖和水疗级主卧套房,几乎囊括西区豪宅的全部“标准配置”。从产品本身看,它并不缺乏吸引力。

真正改变一切的,是时间。

2016年至2017年,被不少业内人士视为温哥华楼市的“情绪高点”。海外资金、低利率、稀缺土地和集体看涨预期叠加,推动价格迅速脱离基本面。如今,这套房产的最新成交价不仅显著低于当年的购买成本,也低于官方评估价值,说明市场正在用更冷静的方式重新定价。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交易并非个案。社交媒体上的房地产分析人士指出,2016—2017年期间“超额支付”的高端住宅,正在部分区域集中显现亏损。这并不意味着温哥华房价全面崩塌,而是一个更具选择性的调整过程:地段仍重要,但已无法单独抵消利率、持有成本和流动性下降的压力。

在当前环境下,卖家的处境尤为艰难。买家更有耐心、更善于比较,也更敢于压价。即便最终成交价略高于挂牌价,也难以掩盖整体估值中枢的下移。对一些业主而言,出售不再是“套现收益”,而是“止损决策”。

这栋西区独立屋的成交,某种程度上像是一堂昂贵的公开课:在高度金融化的房地产市场中,房屋不仅是居所,更是一项对周期、利率和情绪高度敏感的资产。当“只要拿得够久就不会亏”的信念被现实打破,温哥华楼市或许正进入一个更加理性、也更加残酷的阶段。

赤字警报拉响:BC省“保服务、砍系统”的财政豪赌

在创纪录赤字与经济放缓的双重挤压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省)政府正走到一场艰难财政抉择的十字路口。省长尹大卫本周罕见直言,即将公布的省级预算“毫无疑问将极具挑战性”,大幅削减开支几成定局,而公共部门裁员的阴影,也开始在省府走廊中浮现。

与传统紧缩政策不同,尹大卫政府试图划出一条清晰界线:削减“系统”,而非“服务”。他强调,预算刀口将对准行政成本与官僚体系,教育和医疗等一线公共服务不仅不会缩水,反而会继续获得投入。这种表态,在政治上意在安抚民众,却也暴露出一个更深层的矛盾——当医疗支出已占全省预算近四成、且年增幅高达8%,而经济增长预期仅徘徊在1.5%左右,“保护一线服务”究竟还能走多远?

财政部长布伦达·贝利的表态更显现实主义。她承认,公共部门招聘冻结只是第一步,“必须走得更远”。这句话被广泛解读为裁员信号,也意味着BC省长期以来相对稳固的公共部门就业,或将首次系统性收缩。对于一个正经历人口负增长、劳动力市场趋紧的省份而言,这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更大的压力来自债务本身。预计本财年赤字接近120亿加元,省级债务突破1550亿加元,利息支出已跃升为第四大政府开销。自2017年新民主党执政以来,债务规模预计到2030年前将增长三倍,信用评级的多次下调,正在逐步侵蚀BC省的财政信誉与政策回旋空间。

尹大卫将部分困境归因于外部环境——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关税威胁、全球生活成本危机——但现实是,BC省自身经济动能正在减弱。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和2026年的GDP增长率均在1%出头徘徊,与此同时,省内人口出现罕见下滑。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份预算不仅是一张财务报表,更是一场政治与治理模式的“压力测试”。BC省政府试图在缩小赤字、维持公共服务、推动增长之间找到微妙平衡。然而,随着裁员讨论浮出水面,这场“保服务、砍系统”的财政豪赌,能否赢得公众耐心,仍有待时间给出答案。

藏在文字里的暖意:洪晃与父亲洪君彦

佳易博览

手头放着洪晃的两本书——《我的非正常生活》与《无目的美好生活》,翻阅时,常有忍俊不禁的段落。可每当读到她笔下关于父亲洪君彦的文字,那份藏在字里行间的父女情深,直抵人心最柔软的角落。

有人说,童年的陪伴是一生的底气。这话用在洪晃身上,竟是再贴切不过。生命里,总有那么一个人,愿意放下自己的琐事,陪着你疯、陪着你闹。洪晃的父亲洪君彦,便是那个给她一生底气的人。

洪君彦,是洪晃这辈子接触到的第一个上海男人。洪晃的祖父曾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家境殷实,洪君彦作为家中二少爷,年少时的日子可谓风光无限——十六岁的生日礼物,竟是一辆崭新的福特轿车。遥想当年,年轻的洪君彦开着那辆福特车,穿梭在老上海的烟火街巷里,身姿挺拔,意气风发,那份少年人的张扬与坦荡,隔着岁月的尘埃,依旧清晰可感。

只是,时代的浪潮汹涌而来,无人能独善其身。他这个养尊处优的“二少爷”,终究被时代的洪流“改良”,褪去了昔日的光环。洪晃在书中提及,当年父亲珍藏的那些精致领带,到最后竟都被拿去扎了墩布。可即便落得这般境地,他骨子里的讲究与体面,也从未丢弃——那些领带被他分得清清楚楚,整齐地分成两把,一把暖色,一把冷色,暖色的用来打扫宿舍,冷色的用来擦拭教室。

年少时或许不解,可长大成人后的洪晃,终究从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里,读懂了父亲的通透。

洪君彦天生便是个乐天派,那份苦中作乐的豁达,即便在文革最黑暗、最艰难的岁月里,也从未熄灭。有一件事,洪晃时隔多年回想起来,依旧会忍不住失笑。

文革时期,洪君彦从干校回来,被烈日晒得黝黑黝黑,可他心心念念的,竟不是好好休整,而是一顿久违的螃蟹。彼时物资极度匮乏,螃蟹更是稀罕之物,可他从未气馁,反倒想出了一个既荒唐又聪慧的法子——操着一口带着上海口音的英文,假装自己是巴基斯坦人,混进了外宾供应站,最后竟真的如愿买到了大虾和螃蟹。后来,他还笑着自嘲:“要不是晒那么黑,谁会信我是巴基斯坦人?”

听听这话,没有一丝半毫的苦情抱怨,没有一句怨天尤人,全是苦中作乐的坦荡与豁达。

说起来也颇为奇妙,洪君彦的一生,经历过三次婚姻,而洪晃,竟在比父亲年轻许多的年纪里,也走过了三次婚姻的旅程。

洪晃十二岁那年,正是敏感脆弱、渴望陪伴的年纪,父母离婚的那段日子,她满心委屈与迷茫,总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孩子,这辈子都无法真正快乐,觉得自己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有了无法弥补的缺憾。

多年后,长大成人的她,终于忍不住向父亲抱怨起当年的委屈,诉说那些藏在心底的不甘。而洪君彦,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其实你自己活好了就行了,干嘛老想着父母的事?”

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直白的话,像一记惊雷,点醒了迷茫中的洪晃。从那以后,她不再纠结于父母的恩怨情仇,慢慢学着与自己和解。如今回望过往,洪晃满心庆幸,自己继承了父亲的这份清醒与通透——虽然身上的毛病不少,一路走来磕磕绊绊、历经风雨,但总的来说,她活得自在、活得坦荡、活得尽兴。

父母离婚后,洪君彦又先后娶了两任妻子,便是洪晃的两任后妈——电影明星朱一锦,以及后来的陈贤英。洪晃曾在书中坦言,后妈永远不可能取代亲妈的位置,也永远无法与亲妈平起平坐,一旦她们试图逾越边界,只会让孩子更加反感与排斥。这点,她深有体会:有时候,后妈为了讨父亲的喜欢,会刻意巴结她、讨好她,可后妈越是这般,她心中的排斥便越强烈,那种抗拒,像是与生俱来的生理本能,根本无法控制。

尤其是第二任后妈朱一锦——那个在《五朵金花》中饰演拖拉机金花的女子,洪晃在书里毫不掩饰地形容她“漂亮得跟妖精似的”。1977年,母亲章含之被隔离审查,十六岁的洪晃周末只能回到北大的父亲家中。朱一锦心直口快,说话从来不会顾及他人的感受,每次见到洪晃,都会直言不讳地奚落:“哎呀,你长得真不好,现在出身又成问题,赶快嫁人吧,只要是北京户口就行了。”

或许在朱一锦看来,这只是一句无心之语,可对于正值青春期、又身处人生低谷的洪晃而言,这话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刺骨的嘲讽与伤害。洪晃说,她向来不是个记仇的人,过往的琐事大多随风而散,可关于朱一锦的这番话,她却记了一辈子。

后来,洪晃与陈凯歌在

美国

结婚,而朱一锦与洪君彦离婚后,也定居在了美国。有一次,洪晃跟着陈凯歌去一个导演家做客,那位导演无意间提及,有人介绍朱一锦上他的戏。积压多年的委屈与愤怒瞬间涌上心头,洪晃一时气急,当着所有人的面,足足骂了朱一锦半个钟头,硬生生把她上新戏的事给搅黄了。多年后,洪晃回忆起这件事,还会笑着调侃,这或许是她和陈凯歌结婚之后,最得意的一件事。

其实,洪晃从美国回来时,其实已经学会了骑车,可父亲却总说,她的骑车技术不过关,他不放心。只要她一回家,父亲就会催着她蹬上车,陪着她一起去练习。如今,洪晃早已明白,父亲或许并不是真的觉得她骑车技术不好,他只是想找一个借口,找一个能和她单独相处的机会,好好陪陪她、聊聊她。他知道洪晃和朱一锦合不来,也知道她在父亲家中受了不少委屈,那份小心翼翼的陪伴里,藏着的,是他最深沉、最笨拙,也最真挚的父爱。

洪晃第二次去美国自费留学,也是父亲一手促成的。彼时,洪君彦凭借自己的人脉与关系,费尽心思为她争取到了一笔奖学金,彻底解决了她留学的后顾之忧,让她能够安心求学。刚开始,她在纽约大学新帕尔兹分校上大一,那段日子,她过得并不开心,宿舍环境混乱不堪,室友们吸毒、厮混,那样的氛围,让她无比厌恶,也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可即便心中满是煎熬,她也从未跟父亲抱怨过一句,只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父亲,不想让他担心。

可即便她掩饰得再好,细心的父亲还是察觉到了她的不对劲。父亲主动问起她为何不开心,她才终于卸下伪装,将心中的委屈与无奈和盘托出。后来,在父亲的多方奔走与帮助下,她成功转去了自己一直向往的瓦瑟学院。洪晃心里清清楚楚,若是没有父亲的支撑与守护,她或许还要在那个令人窒息的环境里,煎熬更久更久。

1995年,洪君彦与北大的老同学陈贤英结婚,日子平淡而安稳。可幸福的时光并未持续太久,后来,洪君彦患上重病,住进了朝阳医院,需要做换肾手术。

开刀的前一天晚上,所有人都忧心忡忡、彻夜难眠,他却依旧一副从容自在的模样,拉着陈贤英,一起去下馆子吃饭,吃完之后,还不忘去看望自己的老朋友。洪晃得知后,又气又急,当场就骂他们不懂事,硬生生把他们赶回了医院。她嘴上骂得厉害,语气里满是责备,可父亲却只是笑着安慰她,:“我身体好,肯定能顺利挺过去,你别担心。”

还有一天,医生把洪晃和后妈叫到走廊尽头,郑重其事地向她们讲解了手术的巨大风险与可能出现的意外。后妈听完之后,当场就哭了,手足无措地回到病房。可洪君彦却斩钉截铁地回答:“做,必须得做,要不然我是什么好吃的都不能吃。”

洪晃把父亲坚持做手术的原因告诉了护士,护士们听完之后,都忍不住笑了,纷纷调侃“这是什么逻辑”。可只有洪晃懂,这就是她的父亲,这就是他的人生逻辑——只在乎当下的快乐,只珍惜眼前的时光。

很少有人知道,父亲做手术时找的医生、办理北大的医疗报销,全都是母亲章含之帮忙促成的。虽然他们早已离婚,虽然过去有过太多的恩怨情仇、是非纠葛,可在生死面前,所有的隔阂与怨恨,都变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直到有天一大早,父亲特意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语气无比郑重地向她道谢。那一刻,洪晃站在一旁,心中满是欣慰与动容,她忽然觉得,那些困扰了他们多年的恩怨,终于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他们终于放下了过往,达成了真正的和解。

只是洪晃没想到,后来父亲竟然会出书,在书中提起那些三十年前的往事,那些早已被时光尘封的恩怨纠葛。

她知道,父亲这一辈子,始终心向美好,主观上不想再触碰那些尘封的过往,只是架不住身边有人起哄架秧子,才写下那些文字。人老了,大概都想给自己的一生一个交代,都想把藏在心底多年的委屈、不甘与遗憾,好好倾诉出来,好好与自己的过往和解。

随着年岁渐长,洪晃也渐渐体悟到,后妈们或许总会在不经意间,将自己与章含之做对比。在她们内心,无论是事业上的高度,还是骨子里的才情与风度,她们都远远比不上母亲。那份不易察觉的羡慕、嫉妒与不甘,或许连她们自己都未曾完全察觉。

如今,父母均已离世,那些过去的恩怨和纠葛,也在岁月的冲刷下,慢慢变得平淡。而她和父亲之间的那些暖与真,那些笑与泪,也会永远珍藏在她心底,成为她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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