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后，唐纳德·特朗普再次踏上加拿大土地——这一次，他不再是白宫现任总统，而是一名带着34项刑事定罪、却仍主导全球注意力的“准国家领导人”。在G7峰会的舞台上，加拿大不仅要设法与这位“高风险客人”周旋，更要协调一场充满象征意味的外交大戏：如何在法治与现实之间，维持一种不令人出局的平衡。

一场“必须邀请”的访问

当加拿大政府在今年2月通过一项特别内阁命令，为“参加G7会议的外国代表”开通外交豁免通道时，他们已经知道：为了峰会的完整性，他们无法不邀请特朗普。

而邀请这位被美国法院定罪的前总统，对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来说都是考验。按照加拿大移民法，任何被判严重罪行、尚未服刑完成五年的人士通常不允许入境。除非——他具备“外交豁免”。

“这是一次对加拿大司法体系宽容底线的压力测试，”一位不愿具名的前外交官对本报表示，“我们必须向外界解释，为何一个普通罪犯会被‘高尔夫和微笑’欢迎。”

“沙勒瓦幽灵”的回音

2018年，特朗普在魁北克的G7峰会上愤然离席、拒签联合公报，还在飞机上怒骂特鲁多“软弱而不诚实”。那一刻，被封为“世纪照片”的画面——默克尔与多国领袖围站桌边，而特朗普坐姿张扬——成为一个时代外交秩序崩塌的标志。

七年过去，特朗普带着更复杂的身份归来，加拿大作为本届G7轮值主席国，必须设法让一切“不出错”。

“我们不能再赌气，而是要设计场景，让他在走出会议时觉得自己是赢家，”战略顾问埃里克·米勒指出。他认为，从邀请特朗普打高尔夫球、刻意安排单独会谈，到尽量避免多边讨论，都是为了对症下药：“这是对他心理的精确操作。”

高尔夫，比协议更重要？

特朗普不是外交场合的传统谈判者。他更像是一名把交易视作剧场的演员。因此，加拿大总理卡尼选择用一顶印有阿尔伯塔Kananaskis球场标志的高尔夫帽作为“外交信物”，被视为一步别出心裁的先手。

据多家媒体报道，加方或将安排一场“私密而非正式”的球场会谈，而特朗普极有可能在球车上讨论的不只是美加关税，还包括他心心念念的北美导弹防御体系项目。

对特朗普而言，正式场合不如球场闲聊来得真实。“高尔夫之于他，不只是放松工具，而是影响他对国家态度的战场，”米勒说。

这场G7，不谈“共识”

加拿大政府已明确放弃发布一份庞大的G7联合公报——那正是2018年引爆争议的导火索。取而代之的，是精简的主题声明、更多的双边会晤，以及对结果的“适度预期管理”。

“卡尼的挑战不是让特朗普满意，而是在不失去欧洲盟友的信任前提下，维持与美国的主线，”渥太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南希·费舍尔指出，“他得在不让人看出讨好痕迹的前提下，对特朗普做适当的政策让步。”

犯罪记录与民主制度的悖论

特朗普的入境合法性也成为公众热议焦点。有律师指出，虽然内阁令解决了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无法解决公众心理上的冲突——一个因刑事罪行定罪的人，为什么仍能代表世界最强国家与其他民主国家同席？

这一幕无疑反映出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个吊诡：即使一个人正在面对刑事审判，只要民选机制仍运转，他仍有机会影响外交、改变规则，甚至再度掌权。

“G7这场戏，不只是国际政策的试验场，也是民主制度韧性的测量仪，”费舍尔说。

一种新的常态？

无论这次峰会结果如何，加拿大与特朗普之间的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现实：外交不再只是由制度决定，它必须考虑到某些特定人物的性格、心理、喜好，甚至被定罪后的个人荣耀感。

“这不是屈服，而是计算，”一位不具名加拿大高层官员说，“如果不欢迎他，我们就失去了参与规则制定的资格。”

一顶帽子、一场球赛、一次无视法律前科的外交安排——G7不再是共识的殿堂，而成了防止更大混乱的临时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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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一项被称为“百年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加拿大联邦劳动法律将正式生效。C-58号法案，也被民间俗称为“反工贼法”，将首次在国家层面禁止雇主在合法罢工期间雇佣替代工人。这一变化，被誉为加拿大工人运动的一次历史性胜利。

这项新法将适用于受联邦监管的企业，包括全国性的银行、电信运营商、邮政服务和航空铁路运输公司等，涵盖数百万劳动者的工作环境。

从法律上讲，“替代工人”即“工贼”（Scab）一词，在劳工语境中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长期以来，这一策略被雇主用作压制工会谈判的工具——当工人停工抗议时，雇主调派其他人“照常上班”，往往使劳方失去谈判筹码。

C-58法案的通过，意味着这类做法将被明令禁止，违规企业每日将面临最高10万元的罚款。

一场迟到百年的胜利

对加拿大工人来说，“反工贼”立法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一次历经十数年、甚至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长期斗争的结果。Unifor，代表全国超过32万名工人的最大私营部门工会，在去年发出的声明中称其为“百年一次的制度性胜利”。

“这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改变，而是整个权力结构的一次纠正，”Unifor全国主席Lana Payne在去年议会听证会上指出，“工人应该有权进行罢工，而不必担心被轻易替换。”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法案虽然由联邦政府推动，但其逻辑源自地方经验。魁北克和BC省早已实施类似规定，被视为“反工贼立法”的样本。而正是这些省级法律的长期存在，使得联邦在法理和实践上找到了“落地”的依据。

谁不在保护之列？

尽管新法带来了正面影响，但批评者也指出，它只保护联邦监管行业的工人，实际上仅覆盖全国就业人口的6%左右。也就是说，大多数加拿大劳动者——尤其在建筑、制造业、零售等领域——仍需依靠各省立法。

“C-58只是第一步，”Unifor在声明中强调，“我们的斗争不会停止，下一阶段是推动各省统一立法，消除差异，保障所有工人的集体谈判权。”

这项立法的实施背景也值得关注。过去两年内，加拿大爆发了多个大型罢工：加拿大邮政工人、DHL物流员工、航空维修人员均先后组织集体行动，要求更公平的合同和工作条件。许多罢工期间，企业仍试图以合同工、临时工或“内部转调”方式维持运作，引发纠察线冲突甚至法律诉讼。

公众安全 vs. 工人权利

新法并非没有例外。为了防止服务中断危及公共安全，雇主在特定情况下仍可动用替代人力——但前提是：必须先提供谈判单位成员自行处理的机会，且仅限于维护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风险的任务。

“我们理解平衡之必要，”Lana Payne表示，“但关键是禁止滥用紧急条款，避免借口泛滥，稀释法律效果。”

一个标志性的信号

加拿大劳工研究所（CLRI）执行主任Michelle Martel指出，C-58的通过象征着加拿大劳动政策的一次结构性转变。“它意味着国家开始正式承认：真正的集体谈判权必须包含罢工期间的职位保留权。”

她认为，这项法律虽然未必能立即改变所有劳资关系格局，但它发出的信号是清晰的——工人的声音，不再是背景噪音，而是必须被写入法律的社会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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