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最紧张的住房市场之一，大温哥华地区正经历一场罕见的“三重夹击”：开发成本飙升、项目大规模搁置、政治层面的互相指责。这不仅是一次经济周期中的低迷，更像是治理体系深层结构失衡的集中显现。

最新数据显示，区域开发成本收费（DCC）将在 2022 至 2027 年间暴涨 952%，相当于每套新住房增加约 19,000 加元成本。在本拿比，这个数字甚至达到 41,000 加元。而与此同时，大温各地堆积了超过 10 万套“纸上住房”——已获批却未开工的项目。开发商称项目已不具可行性；市政府则指向全球融资环境恶化；省政府则批评地方官僚主义拖慢进度。多方互指，谁也没有真正踩下刹车。

这场僵局的核心，是一条从未真正被摆上台面的断裂线——代际利益与城市结构之间的矛盾。

在社交媒体上，年轻居民痛批“DCC 已沦为保护婴儿潮一代资产价值的隐性机制”。由于大温房产税长期维持在极低水平，城市运作资金越来越依赖对新公寓征收的高额一次性收费。结果是：老房主享受低税率，新购房者承担基础设施扩张的大头成本，形成一种“跨代转移支付”。

开发商则强调另一面现实：DCC 必须提前支付，而利率环境严峻，12% 的公寓项目收益率和 6% 的租赁项目收益率无法支撑融资。高额成本与高额利息叠加，意味着“越建越亏”。这让许多已批准项目宁愿搁置多年，也不愿开工，等待市场回暖——进一步加剧供应短缺。

然而，批评者反驳称产业正在“集体观望”，通过控制供应维持利润。他们呼吁设立“开工时限制度”，在项目长期不动工的情况下重新收回批文，以避免开发商“锁地不建”。另一派则强调，若不提高房产税、改革 DCC 模型，结构性错配将持续恶化，危机只会延长。

这一争论的本质，其实是大温城市模式走到十字路口：是继续用高额前期收费维持低房产税、保护既有业主？还是让全社区共同承担城市扩张成本，换取更充足的住房供应？

随着住房开工量预计在未来数季急剧下滑，大温的住房危机正在从“市场问题”演变为“治理问题”。政策选择的窗口正在收窄，而真正的代价，将由未来的购房者与租房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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