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副总统万斯（J.D. Vance）用“移民狂热”（immigration insanity）形容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时，华盛顿的政治语气无疑溢出边界。但在加拿大国内，这番高分贝言论却意外击中了一个敏感神经——生活水平正在悄然下滑，而人口增长与经济承载能力之间的错配已难以忽视。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美国人均 GDP 目前比加拿大高出 58%，这一差距正以近几十年罕见的速度扩大。经济学家指出，一个以稳定中产阶级著称的国家，如今在人均财富增长方面几乎停滞——在特鲁多政府过去八年里，加拿大实际人均 GDP 仅增长 1.4%，创下自大萧条以来的最低水平。

移民并非矛盾核心，但其增长速度已超出加拿大基础设施的吸收能力。疫情后，面对劳动力短缺，联邦政府大幅提高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与临时外国工人的流入量。然而内部文件显示，政府曾收到清晰警告：人口增长远超住房新增速度，将扩大医疗系统压力，并推高生活成本。

银行体系也相继敲响警钟。道明银行警告，如继续维持当前移民增长策略，未来两年住房缺口可能再扩大 50 万套；国家银行则称，加拿大在高利率环境下扩大人口规模，导致供需错位创纪录加深。这种“增长型矛盾”，让移民原本的经济刺激作用转化为生活压力的放大器。

与此同时，加拿大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也被推上台前：商业投资低迷、生产力增速长期落后、监管环境阻滞创新。即便没有激进的人口政策，这些深层问题也将拖累经济潜力。而当快速人口扩张叠加结构性疲弱，国家的“中产秩序”开始松动。

尽管万斯的批评带有强烈政治色彩，但加拿大内部也日益形成共识：问题并非移民本身，而是节奏与承载力之间的失衡。新任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竞选中批评特鲁多的高移民规模与高支出模式，指出其“削弱了经济韧性”。

未来数月，加拿大必须在保持开放与维护生活质量之间寻找新平衡。人口增长能否继续成为经济引擎，取决于政府能否同步推进住房供应、医疗扩容与生产力改革。对移民国家而言，这不仅是政策选择，更是国家未来竞争力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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