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老死在自己的床上。”——这是许多美国老年人共同的心愿，也是美国式养老文化的真实写照。

尽管美国是全球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超过90%的65岁以上老人依然选择“在地安老”（Aging in Place），拒绝搬入养老院。这一养老模式，不是源自制度强制，而是由个人意愿、家庭结构、经济考量与政策倾斜共同促成的结果。

在美国的小城镇，一位独居至92岁才搬入护理院的老铁路工人、两位共居的未婚兄弟、以及每日为年迈父母送饭的退休姐妹……这些具体的生活画面，比任何数字更直观地勾勒出美国养老的现实底色。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数据，仅4-5%的美国老年人住在养老机构，而即便是85岁以上的高龄群体，也有超过80%仍居于社区或个人住所。

居家养老在美国并非“无奈之选”，而是一种根植于文化的“主动坚持”。对于很多美国老人而言，进养老院意味着失去“掌控感”——一种与自主、自由、尊严密切相关的核心价值。

但这一选择并非不带代价。护理服务的社会成本由家庭转移承接，尤其在中产阶层中显得尤为艰难。虽然联邦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提供了“家庭与社区基础服务”（HCBS）等上门支持项目，但其覆盖人群主要是低收入老人。对于多数无法享受福利的普通家庭而言，照顾失能老人意味着高昂支出与极大精力投入。一些家庭甚至因养老破产，进而“有资格”获得政府托底补贴。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对“孝养父母”的传统义务认知与东亚文化有显著差异。子女不一定共同居住，但依然提供力所能及的照护支持。这种“远距离的责任”，既是对父母独立性的尊重，也是对家庭情感纽带的坚守。

科技发展正在重塑这场养老革命。从远程医疗、智能家居，到送餐服务和上门护理，服务业的支撑让“居家终老”从理念走向现实。然而，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与阶层间的养老差距。

养老院并未被美国社会废弃，它只是留给最需要的人——完全失能、无家属照顾、或经济断裂的老年人。那是体系的最后防线，而不是默认归宿。

美国式养老，是一种文化信仰，也是一场社会选择。未来，随着老龄化加剧与劳动力短缺的叠加，如何在“在地安老”的愿景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将成为横亘在每个国家面前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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