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童子军（Scouts Canada），这个在无数加拿大家庭记忆中象征着野外探险与团队精神的百年组织，如今正面临一场关乎生存的财务危机。

董事会主席 乔丹·摩尔（Jordan Moore） 证实，为应对高达 500万加元的财政赤字，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带薪员工职位——共44个全职岗位——已被裁撤。这是该组织自成立以来最为剧烈的人事削减之一。

“如果支出继续高于收入，我们就无法维持运营。”摩尔直言。如今，裁员被视为“维持生命”的唯一选择，否则，全国 45,000名青少年可能失去参加童子军的机会。

从三十万到四万五的流失
童子军在加拿大的影响力曾经无比强大。上世纪六十年代，参与人数接近 30万，几乎覆盖了每一个社区。然而疫情成为一个断崖——参与人数骤降 50%，从2019年的 57,000 人跌至不足三万人。尽管今年已回升到45,000，但仍远低于疫情前，更与鼎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摩尔坦言，除了疫情，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掏空童子军的财务——历史性法律和解成本。1968年至2002年间的志愿者性侵案件，没有保险覆盖。近年来，这类历史案件数量显著增加，相关法律费用和和解金吞噬了大量投资收益。

裁员之外的“断舍离”
财务压力促使童子军采取一系列削减措施：提高会员费、削减总部运营开支、出售部分物业——这些地产每年的维护成本约100万加元。

然而，即便如此，组织依然需要重塑运作模式。摩尔透露，11月将公布全新战略计划，核心是“志愿者主导”——减少有薪员工，赋予成人志愿者更大领导权，以支撑日常活动和培训体系。

志愿者的考验
在安省的皮克林（Pickering）与亚积士（Ajax），长期志愿者 特里·菲尔德（Terry Fielder） 目睹了十余年的衰退：“我刚加入时，皮克林有二十支队伍，现在只剩三支；亚积士只有两支。”他担忧，减少员工意味着志愿者需要承担更多行政和安全责任，而志愿者本身的时间与精力早已紧绷。

另一位资深志愿者 凯文·贝勒斯基（Kevin Beleskey） 表示，如果志愿者体系不能有效运转，“童子军未来的稳定性将岌岌可危”。

信任与传承的十字路口
童子军的信任危机并非加拿大独有。在多个国家，类似组织都因历史性侵案件面临赔偿与声誉打击。但在加拿大，这种冲击与疫情、经济通胀叠加，使得童子军不仅在财务上捉襟见肘，更在社区动员力上逐渐式微。

尽管如此，贝勒斯基与菲尔德依然抱有希望。他们相信，若能稳定住志愿者队伍，并向家长清晰展示童子军的价值，组织依然有机会在加拿大继续发展。

摩尔也强调，这场转型并非“终结”，而是一次“为生存而战的重组”。他希望，百年传统可以在新形势下找到延续的方法，“只要还有孩子在篝火旁学会搭帐篷、互助合作，童子军的精神就还在。”

在财务数字与社区情感之间，加拿大童子军正试图找到那条细细的平衡绳——而它的另一端，是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与他们的成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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