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岁的珍妮·冈恩（Jeni Gunn）从未想过，她有一天会为一袋园艺用土在商店门口徘徊。

她住在加拿大BC省维多利亚市一间地下室公寓里，所有家具几乎都来自街边拾荒：书桌、椅子、书架，甚至窗帘杆。房东允许她在门前小块土地种植蔬果，她攒齐了草莓和番茄种子，也有旧花盆，却迟迟拿不出几加元购买一袋土壤。

她不是无业游民。相反，她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她是一名紧急事务协调员、自由撰稿人、私人侦探、调查问卷员、临时演员、园艺帮工、博客作者、剧本写手——一共有8份工作。她每月能挣到2800加元。但扣除房租、保险、食品和汽油等基本开支后，所剩无几。

**“我不是不努力，而是无论多努力，都永远差一点。”**她说。

珍妮不是孤例。在加拿大，越来越多像她一样的中年劳动者正陷入一个尴尬的社会阶层——“穷忙族”（working poor）。他们拥有教育背景，有技能，有工作，甚至不止一份工作，但始终活在贫困线以下。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定义，年收入在2.5万加元以下的单身人士被视为低收入者。珍妮略高于这个标准，却远远谈不上“体面生活”。

不断上升的生活门槛

根据菲沙研究所2024年最新报告，加拿大家庭平均有42.3%的收入被用于缴税，远高于住房（22.5%）、食物（10.8%）和衣物（2.2%）等生活必需支出总和。这笔税负包括联邦、省、市三级的所得税、销售税、财产税、工资税和各种“隐藏税”。

而税后收入中，接近一半又要上交房东。加拿大大城市的租金持续上涨，一居室公寓月租普遍超过1800加元，远非中低收入者所能负担。珍妮曾为减少支出从温哥华岛搬到新斯科舍省，但她发现，房租依然不便宜，生活成本也没有想象中低。

“我以为，只要找到了全职工作，就能重新站稳。可我错了。”她说。

假中产，真赤贫

她的生活表面看起来稳定：有房可住，有车可开，有工作经验，甚至能在节日期间接到剧本写作订单。但她说，这些只是“遮羞布”。

“你看到我在咖啡馆里写东西，以为我是自由作家；我穿得整洁，以为我过得不错。但实际上，我靠自己剪头发，每天查超市促销，买肉前都要换算单位克价。”她苦笑着说。

她的银行账户常常只剩个位数，有次是6加元。信用卡债务第一次出现在她的人生中，她说那是一种“耻辱感”，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被教育不要欠账”。

“我不是失败者，但我正在慢慢失去对生活的控制感。”

穷忙的代际切断

珍妮的故事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当今加拿大，体面劳动是否还值得被信仰？

她的父母那一代，靠一份教师或铁路工的收入，不仅能买房养家，还能带孩子出国旅行。而如今，同样甚至更多的努力，却换不来稳定的生活。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仅有37.7%的工作者拥有单位养老金计划，未来数百万老年人或将被迫“卖房养老”。

更残酷的是，她的社会关系也逐渐分层。“我朋友家装修时请设计师，买牛排不看价签，假期说走就走。我只能开着2008年的旧三菱车，在超市货架边算哪款奶打折。”她说。

“我们活在同一个国家，却过着两个版本的生活。”

劳动与尊严之间的缝隙

当被问到“贫困是否让你感到羞耻”时，珍妮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不是羞耻，是失落。我努力了这么多年，仍然没有被这个系统‘接住’。”

加拿大正陷入一种隐性的结构性贫困危机——不是无工可打，而是有工无尊严。一个人可以拥有多重技能、丰富经验和不懈的勤奋，却依旧无法负担一袋园艺土。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信任与制度公平的问题。

“我不求豪宅、不求财富，只是希望——哪怕是一小块地、一张稳定的收入、一杯咖啡的钱，都能让我感觉生活还值得继续。”珍妮说完，轻轻抚摸了脚边那只瘦瘦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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