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伦多，一宗关于一笔120万加元的款项，是“赠与”还是“贷款”的争议，在法庭尘埃落定。结果，让人对信任与契约之间的灰色地带，多了一层审慎。

主角之一是Z女士，一位在多伦多经营音乐学校的华裔女性；另一位则是已故本地富商比尔（Bill），一名企业家，在晚年丧妻之后，先后与Z女士及其姐姐J女士建立了复杂的私人关系。

这段故事起初以浪漫与同情开场。Z女士经营的音乐学校因疫情陷入危机，而她的住所也因屋主售房即将失去。就在这时，比尔伸出了援手。通过其公司Radlett Holdings Inc.，他向Z女士提供了120万元，帮助她购买一套两用物业，既是住处，也作为教学与录音工作室使用。

Z女士说，比尔曾明确表示：“不用还，这是礼物。”她甚至找来当时在场的朋友作证，对方记得比尔说：“这是给学校的，是我送你的一份大礼物。”Z女士坚称，这是一次出于感情与欣赏的慷慨赠予。

然而，在比尔死后，这笔“礼物”却成了一桩债务。其遗产接管人与公司Radlett将Z女士告上法庭，称这是一笔有偿贷款，公司拥有她所购房产的60%权益。

法院最终裁定，这是一项贷款安排，而非无条件赠与。

当“赠与”没有写下来

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并非金钱数字本身，而是“意图”的模糊性。在比尔提供120万元后，他曾请律师草拟文件，却在确诊晚期癌症后迅速病重，协议始终未正式签署。

比尔的律师作证称，他提到“像之前一样”安排这笔资金。其会计也证实，比尔表示希望“公平对待”两位姐妹，并主动联系了法律顾问。

在法官看来，这一连串的法律咨询与行为轨迹，显示比尔有意保留部分产权，而非单方面赠与。而Z女士的证词被认为“缺乏一致性”，其证人则被质疑为“不具说服力”。

情感与合同：女性、阶层与权力边界

Z女士的遭遇并非孤例。华裔女性、尤其是移民背景下的单身女性，在西方社会中的经济独立往往建立在复杂的人际支持之上。从比尔向J女士提供110万无息贷款、再到向Z女士转账120万，无不透露出一种“富权-弱势”的结构关系。

在J女士的案例中，双方至少签署了协议，公司拥有房产50%权益。而Z女士案件中的“口头赠与”，则显得模糊又危险。

这场官司提醒人们：即便在亲密关系中，契约依然是保障权益的唯一工具。没有白纸黑字的书面协议，“我以为他爱我”终究不敌“法律推定”。

比尔之死：法律与人性的边界

比尔的突然离世，使这场争议失去了唯一的“说话者”。他的遗产由法律来解释他的“本意”，最终偏向了可验证的事实：律师电话、财务记录、公司账户支付、意图草拟协议，这些都指向一个商业安排，而非私人馈赠。

至此，Z女士不仅失去了支持她事业的朋友，也陷入偿还120万元债务的沉重现实。

法院判决Radlett公司拥有该物业60%权益，而Z女士如果希望获得完整产权，则必须偿还贷款。

爱、金钱与教训

此案也在社区内引起讨论：在没有婚姻与法定伴侣关系保障的情况下，情感支持与经济援助之间的界线该如何划定？当“赠与”只是口头表达，而“债务”则有账可查，受害者将总是那些未能为自己保留书面凭证的人。

Z女士曾说，比尔是音乐的知音，是学校的恩人。如今，一纸判决让这一切都变了味，他留下的不是浪漫的回忆，而是一笔需要偿还的现实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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