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一间咖啡馆里，26岁的兼职服务生莉亚·杜兰特（Leah Durant）每天要工作10小时，却仍无法负担市中心的房租。她已经两年没有向养老金账户存入任何资金。她说：“我感觉自己好像永远无法开始真正的人生。”

莉亚不是特例。在后疫情时代的加拿大全国，年轻一代正面临一种悄然蔓延的结构性衰退——经济学家称之为“青年衰退”（Youth-cession）。而这场危机，不仅没有明显外壳，更像是一种沉默的崩塌：收入停滞、负担激增、机会收缩。

最新的《MNP消费者负债指数》显示，45%的18至34岁加拿大年轻人表示对财务极度焦虑，而有近四成坦言生活“入不敷出”。与此同时，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已经放弃人生规划，包括购房、创业乃至结婚生子。

经济学家阿明·亚尔尼兹扬（Armine Yalnizyan）指出，这并非暂时性的市场波动，而是“一个世代被边缘化的警讯”。“就业质量在下降，服务业在萎缩，而我们却没有为年轻人建好社会安全网，”她说，“他们就像被锁在门外的中产阶级候选人。”

更令人担忧的是，青年失业率已上升至14.2%，高于疫情前近四个百分点。对学生而言，情况更糟——今年6月暑期就业市场中，学生失业率高达17.4%。

与此同时，物价却在上涨。租金、日用品、学贷利息和交通支出构成一套封闭循环，年轻人越挣扎，陷得越深。

而令人讽刺的是，加拿大家庭整体的可支配收入却出现小幅增长。MNP报告显示，55岁以上人群平均每月可多储蓄84加元，收入中等偏上的家庭也在积蓄上涨。这种“代际裂缝”，正逐渐演变为制度层面的不平等：年轻人需要跳跃的，是一个越来越高、越来越陡的起跑线。

造成这种局面的不只是市场周期。美加贸易紧张、供应链重构与关税风险导致企业对年轻劳动力的吸纳意愿骤减。亚尔尼兹扬表示：“这是一场由全球政治不确定性引发的结构性转折，加拿大的年轻人却成了首批代价。”

目前，联邦政府虽有意推动技能培训和绿色产业转型，但专家批评这些政策缺乏青年导向设计。政府承诺在基础设施、医疗与技术领域创造更多“体面工作”，但现实中，许多岗位仍然集中在临时工、低薪服务与短期合同领域。

“我们必须重新定义‘青年政策’的概念，”亚尔尼兹扬强调，“不只是培训课程，而是系统地打开通向体面生活的大门。”

对于像莉亚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选择已经越来越少。她现在考虑搬到郊区，与两个朋友合租，放弃开车和独立生活的梦想。“我只希望我还能赶得上正常人生的时间表，”她轻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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