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安省的一间家庭法庭里，一场原本常见的遗产争议逐渐演化为一出法律、技术与人性交织的现实剧——一位华人男子离世，留下两个身份模糊的妻子、一对被指定为执行人的儿女，以及一名依赖人工智能草拟文件的律师，最终令法院不得不重新界定法律与伦理的边界。

李先生，一位60多岁的华裔移民，于2024年夏天意外去世。他留下的遗嘱简洁明了：将名下财产平均分配给两个孩子。然而，他生前的家庭安排却远比文件复杂。李先生的两位“妻子”——一位是在加国多年共同生活、但已法院离婚的郭女士；另一位则是近年来自中国来加、并在国内登记结婚的程女士，二人竟同住在李先生生前的婚姻房屋中，互不相容、各有子女、各自声称“自己才是合法妻子”。

爱与产权纠葛的遗产背后

郭女士声称，自己在2014年与李先生共同抚养儿子从韩国迁居加拿大，“组成家庭”。她称，2020年法院所谓的“离婚判决”是在李先生胁迫、隐瞒的情况下达成，因此无效。而在2023年夏季，她指控李先生家庭暴力，警方介入后，李先生被禁止返家。

而另一边的程女士则提供了一纸中国婚姻登记证明，显示她与李先生于2021年正式结婚。2023年，她与儿子赴加拿大，因李先生不得返家，她竟与前妻郭女士“共居”一屋，演变成加拿大华人社区极少见的“重婚式同居”格局。

程女士主张，李先生在与郭女士解除关系之后，才迎娶自己，自己作为“现任合法配偶”有权享有遗产。而郭女士反驳称，她从未收到离婚文件，法院的程序也存在漏洞，她的法律婚姻仍应有效。

AI“假案”风波：技术工具还是职业陷阱？

事态进一步升级的转折点，出现在郭女士所请律师——李姓律师的动议文件中。这份文件试图引用两起“判例”来支撑“虚假离婚”的法律论点，并附上了裁决文书链接。但当法官查阅时，却惊讶地发现：一例根本是商业地产纠纷，另一例链接直接显示“404页面不存在”。

在庭审中，当被质问“案源何来”时，律师坦承系其办公室助理使用人工智能软件协助撰写。但她本人未做核查，也无法提供纸质备份。法官当庭严厉指出，“引用虚假案例是对司法系统的误导，任何技术辅助都不能取代律师的基本伦理责任。”

这一幕迅速引发法律界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在法律服务中的使用日益普遍，从合约初稿到案例搜索不一而足。但当AI“过度自信”地生成伪案例，而律师又失去必要警觉时，后果不仅仅是诉讼延误，而可能动摇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

判决逆转：谁才是“真正的妻子”？

尽管AI“造案”引发风波，但案件的核心——“谁是合法配偶、谁有权继承”——并未因此模糊。最终，法官审查2020年离婚判决后发现多项程序瑕疵，特别是未妥善处理婚生子女利益保障，遂裁定**“离婚无效”**。这意味着李先生名下，存在两位法律上均可被视为“配偶”的女性，继承资格必须重新评估。

此案并未终结，随着房屋产权分配、抚养费与未成年子女福利问题浮出水面，加拿大法院将在未来几个月继续审理这一家庭纠纷。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不仅是一宗关于华人移民家庭遗产的普通纠纷，它撕开了当代多元文化社会中法律、技术与家庭结构之间尚未弥合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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