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情报、毁誉风暴与沉默和解:董晗鹏案背后的媒体责任试炼

一场始于“国家安全”指控、直指中加外交敏感神经、最终归于沉默和解的诉讼,让加拿大华裔前国会议员董晗鹏成为本国近年来最具争议的公众人物之一。

本周,加拿大主流媒体环球新闻(Global News)证实,已与董晗鹏就1500万加元的诽谤诉讼案达成和解。这位曾代表多伦多Don Valley North选区的联邦自由党议员,因涉嫌与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存在异常互动”而在2023年突然退党,随后提起诉讼,指控媒体“基于匿名情报散布未经证实的毁灭性指控”。

匿名情报的边界,谁来划线?

整起风波源于2023年初,环球新闻援引匿名国家安全消息人士报道称,董晗鹏曾在与中国外交官互动中,向中方表达希望“继续延押”被中方关押的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Michael Kovrig)与迈克尔·斯帕弗(Michael Spavor)。报道刊出后,引发舆论哗然,自由党迅速切割,董氏亦宣布“暂停党团成员身份”。

但一年后,现实出现逆转。由联邦政府设立的外国干预公共调查终审报告明确指出,经法官Hogue审阅相关机密档案,无证据支持董晗鹏曾提出延押建议。环球新闻也在其和解声明中承认了该结论,并称当时报道确实基于“匿名情报”,且“本意是报道重大公共事务”。

沉默的和解,不等于真相的厘清

不同于美式司法强调公开审理,加拿大诽谤诉讼常通过私下和解解决——而在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中,和解协议的内容被严格保密,董晗鹏也婉拒了媒体的进一步采访。

从制度层面看,这起案件的意义远超个人名誉纠纷。舆论聚焦于三大敏感交汇点:一是媒体在处理基于情报的信息时是否具有足够的查证义务;二是国家安全机构是否存在通过泄密操控政治的可能;三是在地缘政治高压下,少数族裔政治人物是否容易被“标签化”。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非正式的惩罚机制,”前资深政治顾问、《政治内幕》专栏作者Lisa Feng指出,“当媒体与安全机构联手以‘爆料’形式制造舆论压力时,相关个人很难自证清白。”

从政治前线到法律战场,董晗鹏的代价

董晗鹏的政治生涯几乎在一夜之间崩塌——从2019年当选、2021年连任,到2023年春“被退党”,再到今年春季补选彻底缺席。他的选区由同属自由党的Maggie Chi夺回议席。

虽然诉讼最终以和解告终,但他在声明中仍坚持,相关报道“摧毁了我多年建立的信任与公共服务声誉”,并重申自己“从未做过任何对国家不忠之事”。

这场“隐形审判”,也引发华裔社区的广泛不安。有民调指出,超过六成加拿大华裔选民认为,“在国家安全话题中,华裔政治人物更容易被误解甚至妖魔化。”

媒体伦理的十字路口

环球新闻没有就这起事件道歉,但在声明中强调,“报道本意为公共利益,指控从未被证实,并存在多种解读可能。”

加拿大新闻伦理委员会(NNC)前主席Karen Bateman表示:“此案再次提醒我们,匿名情报是双刃剑。媒体要有胆识报道真相,更要有勇气承担错误。”

而在“国家安全”与“公众知情权”的夹缝中,真相常常难以完整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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