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税务法与家庭安排的模糊地带，一宗看似平常的家庭租房纠纷，最近被税务法院以清晰而冷峻的判决划出红线。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居住在渥太华的纳税人。1996年，他以“纯粹出于投资目的”购入一处物业，最初将其出租给父母，月租900加元——这一价格，在随后的20年里从未改变。2001年租约到期后也未再签新合同，但父母依然按月支付同样的房租，直至父亲于2016年去世。之后，母亲继续居住于该屋，但纳税人已不再收取任何租金。

在2020和2021纳税年度，他向加拿大税局（CRA）申报了该物业出租亏损及相关法律费用，合计近12万加元。然而，这份申报不仅遭CRA否定，最终连联邦税务法院也站在税局一边，拒绝其上诉。

不是出租，是家庭支持？

法官引用了2002年联邦最高法院一则关键判例，明确表示：只要出租行为“缺乏足够商业性”，即便形式上存在合同，也不符合亏损抵税的资格标准。

本案中，法官列出三点理由，认定纳税人的出租行为“不具商业性”：

• 第一，租客为其直系亲属，属非独立第三方；
• 第二，自1996年至2016年，从未依据市场波动调整租金；
• 第三，自2016年起至2020年，他未向母亲收取任何租金。

判决写道：“该安排实质上是出于家庭责任和支持，而非以盈利为目的的租赁。”由此，在2020与2021年，纳税人并未通过该物业实际赚取任何收入，亦无权申报出租亏损。

信托争议激化家庭裂痕

更为复杂的是，围绕这处物业的家庭关系在2020年之后陷入纠纷。他的几位兄弟姐妹声称，该房产是由父母出资购买，仅因贷款资格问题才登记在他名下。由此，房产被法院登记“待决诉讼证书”（certificate of pending litigation），冻结其处置权。

纳税人称，自己为保住产权支付了大量律师费，应予抵扣。但法院再次驳回：相关法律支出与租金收入无直接关联，且该财产根据2022年达成的和解协议，实为“为母亲所持之信托资产”，属于家族内部分配纠纷，而非经营支出。

判决指出：“即便存在租金收入，法律亦明文禁止抵扣个人或家庭开支。信托纠纷属于典型的私人性质诉讼。”

2023年4月，法院裁定房产出售，净收益用于其母亲的护理与生活支出。

税局的信号：亲情安排≠投资活动

这场从家庭安排演变为税务诉讼的案件，虽未开创法律新判例，却为“亲情出租”的纳税安排画出了清晰边界。

加拿大税局在近年频频出手审查“非臂距交易”（non-arm’s length transactions），尤其关注那些将家庭照顾行为包装成商业运营，意图减税的案例。随着加拿大多代同堂的趋势上升，这类情形或将愈发普遍。

对于纳税人而言，情感动机可以驱动行为，但税法只认利润导向。“出租”若要抵税，必须展示经营理性：签约、收租、账目、涨价——缺一不可。

在这个案子里，家庭或许曾是庇护所，但面对税法，它不是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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