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哥华西区一栋上世纪50年代的独栋住宅前，52岁的Willow Yamauchi站在熟悉的门廊边，望着自家后院的樱花树绽放。这套她与丈夫在1999年以27.5万加元买下的房子，如今市值已超过280万。

“我们这一代靠工作买到房，很正常，”她说，“但我女儿呢？她跟我们一样努力，却根本没有机会。”

这种世代间的剧烈分化，正悄悄重塑加拿大社会结构。住房不再只是居住权，而成为代际财富传承的“分水岭”，甚至决定一个人是否仍属于中产阶级——除非你有父母“输血”。

一场无声的“身份再分配”

多年来，加拿大以其平等主义价值观和高社会流动性为傲。然而，在住房市场持续失控的背景下，这种社会流动正在发生结构性扭转。越来越多年轻人发现，即使努力工作、接受高等教育、节省开支，他们也无法复制父母的生活轨迹——尤其是在拥有住房这一关键“身份凭证”上。

“我们正在见证‘继承权社会’的成型，”UBC公共政策教授Paul Kershaw指出。他的研究显示，加拿大家庭财富中，超过三分之二集中在房产上。“谁的父母拥有房产，将深刻决定谁能进入中产阶级——而不再是学历、努力或职业。”

这不仅是财务问题，更是结构性的不平等。一方面，是拥有数百万资产、却往往无感于政策改变的“坐拥者”；另一方面，是为房租和房贷疲于奔命的年轻租房者。

“非市场买家”与系统性扭曲

住房市场本质上早已偏离传统供需逻辑。根据加拿大房地产协会（CREA）数据，2024年3月全国平均房价为72万加元，远高于年收入中位数。温哥华和多伦多尤甚，房价与年收入比高达11至13倍。

“这不是简单的房源短缺问题，”房地产研究员Jennifer Keesmaat分析道，“而是市场主导者不再是‘买来住’的家庭，而是拥有现金、资产配置意图的非市场买家。”包括投资客、海外资本、企业机构，甚至本地“升级换房”的已富阶层。

在这种结构中，首次购房者——尤其是年轻人——始终处于最不利的位置。他们既要承受高房价、高利率，又没有原始资本积累，结果只能望楼兴叹，甚至“默认自己不会有房”。

24岁的UBC学生Emily Chu说，自己已放弃购房梦想：“就算我工作再努力，积蓄也永远追不上房价涨幅。想买房？除非中彩票或爸妈出首付。”

“父母银行”：中产分裂的起点

研究显示，当前加拿大首次购房者中，超过40%依赖家庭资金支持，比例在温哥华与多伦多更高。这种“父母银行”（Bank of Mom and Dad）现象表面上是亲情互助，实质上却正在制造新的阶级壁垒。

经济学家Mike Moffatt指出：“从前你是通过收入阶层划分贫富，现在则取决于你是否出生在有房的家庭。”有继承权的家庭孩子有望“跳过努力阶段”，而其他人则陷入无房、无积蓄、无希望的循环。

而那些试图靠“外迁”换取机会的年轻人，如移居阿尔伯塔省者，也开始遭遇现实限制——2024年卡尔加里房价年涨幅已达15%，租金也随之上扬，局部“泡沫复制”正在全国蔓延。

政治话语的错位与现实拖延

随着联邦大选临近，住房议题再度成为各党拉票焦点。自由党主打“建房刺激”：每年新建50万套、设立“加拿大建房局”；保守党则强调“监管松绑”，通过奖励和惩罚机制压促城市提高供给。

然而，现实却颇为冷酷：加拿大当前年均住房完工量约为25万套，要达成CMHC提出的“6年内新增380万套”目标，几乎不可能。

更重要的是，当前政策几乎忽视了结构性因素——例如土地使用法规、地方自治壁垒、投机资本渗透、租赁市场投资回报低等长期积弊。住房建设过慢，非市场购买者不受限制，代际财富转移缺乏调节机制，这一切都导致年轻人持续在“接力赛”中跑不过上一棒。

被压缩的希望：当中产成为“幻想”

“过去你会相信，只要努力、节省、投资，终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家。”28岁的Margareta Dovgal说，“现在，这更像是个幻想。”

她是典型的“努力一代”：毕业于本地大学，从事专业工作，收入中等偏上，却仍无法在温哥华买房。她正在考虑搬去更便宜的内陆城市，但也知道“永远离不开租房”。

她苦笑着说：“现在的生活方式，是我父母年轻时认为‘落魄艺术家’才会过的。”

在一个以住房拥有为衡量标准的社会结构中，买不起房不仅是经济限制，更是一种“社会身份剥夺”。住房不再只是栖身之所，而是中产资格的“入场券”。没有这张票，许多年轻人发现，自己已被“体面生活”的叙事彻底排除在外。

结语：一个正在转向“继承社会”的国家

当住房成为一项需要继承的特权，加拿大的平等梦想也正逐渐退场。对于没有“父母银行”的年轻人而言，中产阶级已不再是一个可通过努力争取的目标，而是一个出生决定的门票。

他们不会公开抗议，不会街头呐喊，但却在房东、银行、政策与希望之间默默妥协。而这种“静默绝望”，可能正是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大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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