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众对治安问题日益焦虑、政治舆论快速右移的背景下，加拿大保守党党魁博励治（Pierre Poilievre）高调推出所谓“史上最严刑法”——三振出局法案，试图终结自由党时期备受争议的“抓了放”政策。这项法案，表面看是对暴力犯罪的雷霆一击，但在其锋芒背后，实际上是一场围绕加拿大司法制度、宪法保障与社会共识的深刻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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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正义”的民意旋风

在2022年震惊全国的萨省大规模持刀杀人案中，11名无辜者丧生。凶手Myles Sanderson，正是在保释期间行凶的惯犯，过往有近60次定罪纪录。博励治借此指出，自由党C-5与C-75法案助长犯罪，释放危险分子，“已经让我们的街头变成战场”。他声称，保守党若执政，将强制判处严重惯犯至少10年监禁，并取消保释、假释及缓刑。

他选择了一个简单、直接的美国化隐喻：“三振出局”，对犯罪者“永久锁定”，并引入终身监禁制度用于打击毒品走私和人口贩运。

听起来，这是对民意的回应，是加拿大社会渴望安全感下的“铁拳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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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验的阴影：是否重蹈覆辙？

然而，历史并不总是鼓励模仿。美国28个州实施“三振出局法”已有数十年，加州最为极端，规定第三次重罪可被判处25年至终身监禁。但结果如何？

数据显示，加州在法案实施后，监禁率飙升40%，年均司法支出高达33亿美元，却对犯罪率的持续下降作用有限。最终，随着财政压力与人权组织抗议加剧，多州陆续修订或削弱了“三振出局”机制。

渥太华大学宪法学教授Stéphane Sérafin指出：“如果加拿大照搬美国经验，很可能陷入高成本、低回报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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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底线能否承受“安全焦虑”？

除了经济和实际成效，最大的争议集中在宪政风险上。根据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第11条，任何被控犯罪者都有权获得“合理保释”。强制取消所有保释资格，可能在司法审查中被视为违宪。

前检察官Nick Cake强调：“不是每一次犯罪都意味着危险，不给任何机会，是对司法平衡的扭曲。”而律所合伙人Cassandra DeMelo更直言：“这个政策更像是在惩罚社会失败，而不是解决犯罪的根源。”

法律界担心，一旦法律通过，必将引发一波宪法诉讼潮，拖慢司法系统运作。而被强行定义为“危险罪犯”的个体，也可能因缺乏足够辩护空间，而遭到制度性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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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化语言背后的治理焦虑

博励治选用了“棒球术语”来命名法律，不仅是试图平民化语言，更是向民众释放一个信号：“我听到了你们对犯罪的愤怒”。这种策略与近年来全球多国右翼政客手法一致——将治理复杂问题简化为“对或错”的二元对抗，包装成“恢复秩序”的号角。

自由党党领马克·卡尼则批评此法“用粗暴比喻指导量刑”，并强调刑罚必须个案处理，不可制度性一刀切。

这背后，是两种治理观的激烈碰撞：一种强调恢复社会秩序与惩戒威慑；一种坚持程序正义与结构性干预。问题是，加拿大选民准备好选择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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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出路在哪里？

专家普遍认为，仅靠惩罚性法案无法根治暴力犯罪。数据显示，大多数重罪惯犯都有共同背景：贫困、教育不足、毒瘾、精神健康问题。DeMelo指出：“真正解决方案不在监狱，而在前端预防——投资住房、医疗、心理支持与康复体系。”

保守党的“三振出局”或许能满足短期政治需求，但它忽视了一个事实：没有哪个国家靠惩罚堆砌出了真正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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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三振，还是三思？

在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天平上，加拿大正面临一次重大抉择。三振出局法案的提出，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对失控暴力的担忧，也折射出政治如何借用民意引导舆论。

然而，当民粹与宪政冲突之时，我们要问的问题也许不是“犯罪是否该惩罚”，而是：我们愿意为那一点安全感，放弃多少法律原则与制度理性？

加拿大的下一步，或许要在强硬与克制之间，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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